然后，就写出来这一篇小说。他在小说中拔出了那些他曾经不敢拔的萝卜。可想而知，这篇小说对于管谟业的意义，这就是他弹簧一样的性格。

有一天，余切在上课时，忽然提到了这一篇小说，管谟业因此十分紧张。知道管谟业人生经历的作家们，也基本上竖起了耳朵，生怕听到啥不中听的。

但余切表扬了他。

“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当时很多文艺理论家分析其中的创作风格，我倒不觉得有什么稀奇的，我最记得的是其中的文字功底，体现出这个作家的基本功。”

“他写到小男孩的眼睛，分了好几次来写。‘迷惘的眼睛里满是泪水’，然后‘清澈如水’，然后又‘满是惊恐’，最后‘两行泪从小男孩的眼里流出来’，写得十分生动，让人读了之后很同情这个人。”

“所以这是管谟业的能力，也是他可能犯错的地方，有时，我们会过于依赖这种能力。”

“尤其是当描绘苦难时，容易只写出苦难，没有其他的——这种小说读了是让人很难受的，而且让人怀疑小说的价值。”

这一次批评中的表扬，反而让管谟业开始思考自己的功过。他想到了年初看余切《小鞋子》最后一幕时的感想：当时他认为自己写不出那神来一笔——一群金鱼游来了。

现在他仍然写不出这一笔。这一个场景无论如何形容都不过分，好似画龙点睛，整个故事的立意都不一样了。

难道这就是我和余切之间的区别吗？

就算是这样，也不该总是批评我啊。

远在阿坝的阿莱，终于给余切寄回了一封信。信上面说“阿坝已经开始了第一批糖丸的发放，最近我们《草地》杂志上下，都为了这件事情来创作文章，你不知道，有的同志给你写了现代诗呢，称赞你是格萨尔王一样的英雄……”

“我认为，格萨尔王不是可口可乐，全世界只有一个，反正他的化身有无数个，有一个落在了你身上，也并不奇怪。”

“当然，这种水平的诗，你肯定是不在意的。这边的领导听说了首都发起的‘春雨行动’，竟然一开始是因为阿坝的孩子来创作的，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反复的追问我！但无论我怎么说，他们也不愿相信。直到上面下发的文件，他们才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还记得那个跌落到河里面的小男孩吗，我们这里要修一座桥，以后大家就不需要通过铁索悬挂着过河了。我们起初打算用这个男孩的名字，作为桥的名字，但他的父母生了足足十个孩子，竟然把他的名字用给了其他兄弟！他被人遗忘了！只有我们还记得！”

“我们向上面打报告，这个桥因此叫做春雨桥。不知情的人都觉得名字奇怪，因为我们阿坝在春天下雨的时候并不多。”

阿莱因为这件事情，被省上面的领导看重，从《草地》这一地方杂志调入川省文学大刊《川省文学》，这比历史上早了数年。

老朋友升迁了，余切的心情挺不错。刚好，先前成立的教材编撰委员会，也基本认可余切《如何进行文学研究》一文，这个教材制订的很快，最理想的状态下，今年下半年第一批文学系的新生就会用到这一教材。

然后，上面的十多人大名单中，排名前几名的就有“余切”这个人。

其实在名单的排列中也闹出过风波，一会儿大家认为应该按照“姓氏”的拼音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如果是这样，余切这个“Y”开头的就不得不放在最后，一会儿有人认为应该按劳分配，那么余切应该排在第一名。

巴老、王濛这些躺赢的应该占据倒数前二。

那显然有点太狂了。

最后这事儿反而没有发扬民主风格，完全是巴老和王濛的一言堂，他们和几个老同志商量之后，决定占了前三名，第四个人的位置留给余切。

巴老、玎玲（女同志）、王濛，余切，这四个人为领衔主编。

剩下的都是主编，他们按照姓氏的先后顺序来安排。

然后，开篇的“编者序”巴老和余切合写，向全国的中文系学生介绍这一文学研究教材的编撰过程。一开头便是：亲爱的读者朋友，在校教师们，我和余切以及其他编者在1985年四月开始经历了漫长的编撰工作……这本书恐怕错漏百出，后面还需要经过多次勘误，但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巴老、余切，以及其他编者留。

余切对这种安排自然满意，他该拿到的名誉都拿到了。而且，这个事情让余切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言堂又快又好，比发扬民主管用的多，这类事情屡屡发生。如果杭城会议时，余切没有站出来说话，任由大家扯淡，最终‘春雨行动’这一社会事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随着“春雨行动”在全国范围的铺开，也即余切的募捐行动在前一轮的落幕。《小鞋子》这一小说终于宣布被沪市制片厂翻拍，它成为余切第一部被翻拍成电影的小说。

这不是因为《小鞋子》最有艺术价值，也不是它最容易拍，而是因为原著作者余切的坚持。

于是，一整个制片厂的都拿他没办法，谢晋苦劝之后也没办法，只能按照他的想法来。

剧组正在招揽演员，因为原著小说基本上发生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于是这部电影的立项，从一开始就被官方关注，预计当年度拍摄，当年度上映，配合慈善活动，在全国进行半公益性质的放映，这让小说可以供导演发挥的余地更加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