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保险柜
烧纸炉已经长满了铜锈，但是当任少白把藏在香烟盒里字条在里面点燃时，它作为到手情报阅后即焚的重要道具，便重新有了价值。
字条上写：刘在兴业银行有秘密户头。落款是：养蚕人。
任少白盯着最后的这三个字消失在小小的火焰里，同时意识到，上级组织在过去这段时间对自己的调查远比想象中要深入——不仅知道他在暗查刘康杰，还先他一步，指引他去查刘康杰在银行的业务。
而到了次日下午，他来到新街口的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在大楼的一层大厅里，再次看到前一晚的中年人时，简直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了。
办理个人业务的柜台拥挤繁忙，每一个业务员面前都围了一圈人在询问，为什么停售黄金了？什么时候才会恢复？听说银行要带一部分业务去台湾开分局，那么他们的钱会不会也被带走？
任少白对一个业务员出示了国防部的证件，摆足了架子要找经理。业务员正暗道不妙，心想这又是哪路“神仙”来占银行便宜了，好在前不久从总行调来的襄理也注意到了眼前这位趾高气昂的客户，快步走过来替自己解围。
“这位先生，我是本行襄理彭永成，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前一晚在赌场的那个长衫牌客，此刻一身西式衬衫马甲，头发梳得油光平整，就连东北口音也一扫而光。他迎着任少白惊讶的目光，又道，“不如去我办公室详谈。”
二楼办公室的门被关上，彭永成向任少白伸出了手：“一二零七任少白同志，终于见面了。”
任少白看着他们交握在一起的手，感到心脏跳得极快，他努力平复着，一时说不出话来。恍惚间，时空好像扭曲了，本应被留在过去的画面叠进到现在，眼前这只手便有了重影，属于那个第一个称呼他为“一二零七”的人。
“组织决定沿用养蚕人的代号。”
彭永成好像看穿他正在想什么，再次开口，“是对前任的纪念，也是考虑到，或许你会更习惯这个。”
任少白抬起头来，想起自己在昨夜在烧掉那张字条之前，还是盯着那个落款茫然了许久。他其实不知道养蚕人是具体在那年底的哪一天被抓的，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或是在什么时候被秘密处刑。表面上，当时两党还在合作，重庆政府当然不能公开处刑一个或一批也在抗日的共产党地下党。
彭永成看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痛苦，叹了口气，拍拍他的肩膀，道：“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就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不止是他，你我也一样。”
任少白怔怔地看着他。
“不是这样。”
他忽然说。
听到这话的彭永成并没有显出错愕，或是感到“他果然被腐化了”的不妙，而是带着意料之外的好奇，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个年轻人。
离开了前一晚赌场里昏暗的光，他不再像假装赌客时的那般装模作样，也没有刚刚在楼下大厅故意摆出的背靠国防部狐假虎威的架子。他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话，在这几年一直没有找到可诉诸之出口，终于在这一刻，想要全部倾吐出来。
“没有人是抱着向死的心度过每一天的。即便是为了革命。不，应该是正是为了革命，才想活着。因为革命的目的，不就是更好地活着吗？活在一个不用挨饿、不用害怕战争、不用担心被强制征兵、也不会像楼下的那些人一样今天手里的钱还能买一斤大米，明天就只能买一根火柴的社会里。至少，我想活在那样的社会里。
“我原本是不想说这些的，显得我怕死，也可能会让你觉得我只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但是既然提到了养蚕人，在你前面的那位。我甚至不知道他真正的姓名。当初他将橄榄枝抛给我的时候，我说的是，若不是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残忍，我也不想背离我父亲的政党。但事实就是，它已经不是我父亲曾经描述的那样了，它不再进步了，它不值得我再为它效劳了。我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值得一个更好的政党。
“我会愿意为新的信念流血牺牲吗？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想活，但现在的情况是，我没有选择了。现在在河南，我正在说话的这一秒，就有人在死去。跟养蚕人一样的人，跟你我一样的人。我不想要这样的死亡再继续下去了。我在国防部工作，虽然不是什么核心部门，但是总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能让这场仗早一点结束的情报。而只要战争结束，就不会再有人需要去流血牺牲了。”
当天的晚些时候，彭永成在家中撰写发给中央的备忘录，其中有他对一二零七的评估：他一定不是42年时的那个热血青年了。与其说他是对我们怀有同情，不如说他是在我们与国民党之间做了一个选择，而选择的基准就是谁能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的未来。这种不带有英雄主义情结的朴素心愿，与我们的地下工作是相配的，说明他在审时度势的同时，绝不会做出损害同伴的行为。我们可以对他寄予希望，因为他的底色仍然是善良。
在银行襄理的办公室里，彭永成耐心地听完了任少白的自白，也看出他说完最后一个字后，脸上转瞬即逝的尴尬——这样完全坦露心迹的话，他没有向任何人说过。
同时，他也听出了一些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