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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章 悟孔子病中拒虚饰之德（第1页）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子罕》中这段关于孔子病重的记载，没有波澜壮阔的叙事，没有深奥晦涩的哲理，却如同一面明镜，清晰地映照出孔子晚年面对生死与虚饰时，那份坚守本心、坦荡磊落的品格。初读时，或许会为子路的“好心办坏事”感到惋惜，可深入揣摩孔子的每一句话，便会发现，这简短的对话背后，藏着一位先哲对“诚”的执着坚守、对“礼”的深刻理解，更藏着他对弟子们最真切的教诲。这种精神跨越千年时光，依旧能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感受到那份直击心灵的纯粹与真诚，为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坚守本心提供深刻的启示。

一、春秋背景下的“臣”与子路的“善意之举”

要理解孔子为何会对子路“使门人为臣”的行为如此严厉地批评，首先需要回到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弄清楚“臣”在当时的特定含义，以及子路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与考量。

在春秋时期，“臣”并非我们现代语境中泛指的“大臣”，而是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定。根据当时的礼制，只有诸侯、卿大夫等有一定爵位和封地的贵族，才有资格设置“臣”——这里的“臣”特指负责贵族日常事务、尤其是丧葬事宜的家臣。这些家臣不仅要在贵族生前打理府中事务，更要在贵族去世后，按照礼制主持丧葬仪式，确保葬礼符合死者的身份地位。而孔子一生虽周游列国、学识渊博，却始终未曾获得诸侯或卿大夫的爵位，按照礼制，他并无资格设置“臣”来处理自己的丧葬事宜。

子路作为孔子最亲近的弟子之一，性格直率豪爽，对老师忠心耿耿。当孔子病重，生命垂危之际，子路看着老师虚弱的模样，心中满是焦急与担忧。在他看来，老师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传播仁道，理应得到一份体面的葬礼，而设置“臣”来主持丧葬事宜，正是让葬礼符合“体面”的重要方式。子路或许认为，老师的学识与德行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士，即便没有实际的爵位，也应该享有贵族般的丧葬待遇；更何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葬礼的规格不仅关乎死者的尊严，也关乎其弟子与家族的颜面。于是，子路便自作主张，让其他弟子临时充当“臣”的角色，为孔子的身后事做准备，希望能让老师在去世后，能有一份符合其身份与德行的葬礼。

从动机来看，子路的行为无疑是出于对老师的敬爱与关怀，是一片赤诚的“善意之举”。他没有任何私心，只是单纯地想为老师做些什么，让老师能走得更体面。这种情感是真挚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可问题在于，子路的这份“善意”，却违背了孔子一生所坚守的“礼”与“诚”，忽略了孔子对“名实相符”的执着，这也正是孔子在病愈后，会如此严厉地批评他的根本原因。

二、“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孔子对“诚”的坚守

“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当孔子的病情稍有好转，得知子路让门人为臣的消息后，第一句话便是对子路的严厉批评。这里的“病间”，指的是病情有所减轻、意识逐渐清醒；而“行诈”，则是指责子路的行为是“弄虚作假”“欺瞒不实”。孔子用“久矣哉”这样的表述，并非单纯针对子路这一次的行为，更是对他长期以来偶尔会出现的、过于注重形式而忽略本质的行事风格的提醒。

孔子一生都将“诚”视为为人处世的根本准则。他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诚信，就如同车子没有辕端与横木衔接的关键部件，根本无法前行。而“诚”不仅体现在与人交往时的诚实守信，更体现在对自己、对事物本质的尊重，不弄虚作假，不贪图虚名。

子路让门人为臣，看似是为了让孔子的葬礼更体面，实则是一种“无臣而为有臣”的弄虚作假。按照礼制，孔子无资格设臣，子路却强行让弟子们扮演“臣”的角色，这便是“名不副实”，是对“礼”的表面化理解与滥用，更是对“诚”的违背。孔子认为，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诈”——欺骗他人，更是欺骗上天。他紧接着追问：“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这两个反问，字字铿锵，直击要害。在孔子的观念中，“天”并非人格化的神灵，而是代表着宇宙间的客观规律与道德准则，是不容欺瞒的。一个人如果连“天”都敢欺骗，便是对道德底线的彻底突破，是万万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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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这番批评，并非不近人情，而是源于他对“诚”的深刻理解与执着坚守。他深知，形式上的体面远不如内心的坦荡重要；虚假的礼仪不仅无法彰显一个人的德行，反而会玷污这份德行。对于孔子而言，他一生都在践行“仁”与“礼”，而“诚”正是“仁”与“礼”的核心内核。如果为了一份虚假的葬礼规格，违背了“诚”的准则，那便是对自己一生所坚守的信念的背叛，这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

回顾孔子的一生，他始终在践行“诚”的准则。周游列国时，他拒绝为了获得诸侯的重用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便面临“陈蔡之困”，也始终坚守本心；回到鲁国后，他整理古代典籍，编撰《春秋》，始终坚持“笔则笔，削则削”，不隐瞒、不篡改历史，用“春秋笔法”传递自己的道德准则。正是这份对“诚”的坚守，让孔子的思想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子路的行为，恰恰触碰了孔子心中“诚”的红线，因此才会遭到如此严厉的批评。

三、“与其死于臣之手，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孔子对弟子的真挚情感

在批评了子路的“行诈”之后，孔子紧接着说道：“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这句话褪去了之前的严厉，满是对弟子们的真挚情感。“二三子”是孔子对弟子们的亲切称呼，如同父亲称呼自己的孩子一般，充满了温情与关爱。从这句话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在孔子心中，弟子们早已不是单纯的学生，而是如同家人一般的存在。

孔子为何会说“与其死于臣之手，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因为在他看来，“臣”与他之间是基于礼制与利益的雇佣关系，这种关系缺乏真挚的情感联结；而弟子们与他之间，是基于思想认同与情感共鸣的师生情谊，这份情谊纯粹而深厚，是任何功利性的关系都无法比拟的。孔子一生致力于教育弟子，将自己的思想与理念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而弟子们也始终追随在他身边，无论是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还是晚年的潜心治学，都不离不弃。这种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经历，早已让他们之间的情谊超越了普通的师生关系。

在孔子病重之际，他最渴望的不是那些虚假的礼仪与体面，而是弟子们的陪伴与关怀。他希望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身边是那些熟悉的面孔，是那些能理解他思想、传承他理念的弟子们，而不是一群陌生的、仅仅为了完成丧葬仪式而存在的“臣”。对于孔子而言，死于弟子们的守护之下，是一种温暖的归宿，是对这份深厚师生情谊的最好见证；而死于“臣”之手，则意味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要被虚假的礼仪所束缚，失去与弟子们最后相处的珍贵时光，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论语》中还有许多记载，都能印证孔子与弟子们之间这份真挚的情感。比如，当颜渊去世时，孔子悲痛欲绝，连声说道：“噫！天丧予！天丧予！”那份失去得意弟子的痛苦，毫不掩饰；当子路在卫国遇难，被剁成肉酱时，孔子得知消息后，立即让人倒掉了家中的肉酱，那份痛失爱徒的悲伤，令人动容。而弟子们对孔子也同样充满了敬爱与依恋，孔子周游列国时，弟子们始终陪伴左右，为他排忧解难；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如同失去父亲一般，在孔子墓旁守丧三年，子贡更是守丧六年，这份情谊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因此，孔子对“死于二三子之手”的渴望，并非偶然，而是他与弟子们之间深厚情感的自然流露。在他心中，情感的真挚远比形式的体面重要得多，这份对情感的珍视，也让他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贴近人心，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圣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重情重义的长者。

四、“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孔子对生死的豁达与对虚名的淡泊

“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孔子的这句话，语气中带着一丝反问，更带着一份对生死的豁达与对虚名的淡泊。“大葬”指的是符合贵族规格的隆重葬礼，而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便我无法享受到贵族般的隆重葬礼，难道还会沦落到死在路边无人安葬的地步吗？言外之意，他根本不担心自己的葬礼是否“体面”，更不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虚名。

在春秋时期，葬礼的规格往往与死者的身份地位紧密挂钩，隆重的葬礼不仅是死者的“体面”，更是其家族与弟子们的“颜面”。因此，许多人都会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死者举办盛大的葬礼，以彰显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可孔子却截然不同，他一生都在追求“道”的实现，追求“仁”的践行，对于这些外在的虚名与形式，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的淡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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