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的稍稍资助，对于他们家还能承受。
直到第二年补贴取消，大儿子的口粮得靠自己赚工分换取，此时严峻的问题出现了。
首先是无论再怎么拼死命干活，每年分下来的口粮还是不够吃。
在收成最好的那一年里，他大儿子分到的粮食，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不到三百斤的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
后者的份量打称还好一点。
尤其是那湿稻，晒干脱谷后，得粮不过百来斤。
这点粮食，让一个长期处于重体力劳动的孩子，又是一个正在发育成长关键期的孩子，无论怎么精打细算省着吃，都是不够的。
所以一年下来，李庆霖的大儿子至少有半年得回家吃黑市粮，才能填饱肚子。
其次只是温饱问题，后面还有花费问题。
不像有些富裕大队，不仅能分粮还能分红。
农民们日常生活，还有办大事的开销，就指着这每年的分红。
可这大儿子所在的大队，生产力连温饱都是问题，那就更不用提分红了。
就算那年稍有节余了，自然也得先紧着大队的村民们。
从入口的油、盐，再到身上穿的衣鞋，生病的医药费等等开销，在大儿子没有收入来源下，只能由李庆霖自己家支持。
信中称，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劳作，一年到头，却连个剃头的钱都挣不到。
致使他写出这封信，则是最后一根稻草被压断了。
他的大儿子下乡几年，一度到了没有地方可住的地步。
先是被安排在老乡家借宿，一旦老乡家里有添丁进口的事，就得搬走重新再找。
李庆霖先是找到了公社，希望公社能够解决他们的困难。。。。。。
后来他又去找了莆田县嗡嗡委员会的知青主管单位。。。。。。
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前往莆田地区嗡嗡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
李庆霖他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虽然前面的那些举动，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他寄出去的这封信，却没有石沉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