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的满月礼终究没有办成。
李想拿回来一篮子鸡蛋，让李母煮好染了红，按照每家六个的数量送了过去。
原本李想也是属意办一场的，不过临了因为一封“御状”信，让他改变了主意。
如若他只是平头老百姓，家里有喜事，请亲朋好友乐呵一番，这属于人之常情。
可他现在恰恰不是，他的一言一行，乃至家里的一举一动，都要跟着时事走才合适。
别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怎好在这个当口摆宴请酒。
这封“御状”信，说来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
寄信人是福建莆田城郊一所公社小学的教员，名叫李庆霖，他在无助之极的时候寄出这封信，应该也没想到大领导真的会回信。
这人原是莆田县城的一所中学的校长，五七那会儿因为某些原因，受到降职降薪的处分，后被分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他家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后，六九响应发号召，报名了上山下乡。
报名后，分配的地方也算不错，还是在莆田县境内，他被分配到了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
比起那些背井离乡，离家十万八千里的一部份知青，李庆霖的大儿子已经比不少人幸运许多。
在下乡后的第一年里，一切都还算正常。
直到第二年以后，情况就直转急下了。
问题出在哪呢，出在了口粮和钱上。
虽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比开荒兵团的补贴条件好，但是下乡的头一年里，更准确的说，是十一个月，他们也是有补贴的。
补贴分为两部份，一个是每月37斤的口粮，一个是每月八块钱的生活费。
如果是农村家庭，这两份补贴给他们用，肯定是绰绰有余。
但放在下乡的青年身上，则有些捉襟见肘，只能说勉勉强强可以过得去。
原因就在于，菜钱、医药费等其他琐碎花费，皆都要在这八块钱里出，这显然是不够的。
这样的生活水平，这年头大家伙都默认了，下乡青年是需要家里资助的。
但凡家里能挤出点余食和钱票，父母总要想办法给他们邮寄过去。
李庆霖家也是随大流如此这样做。
第一年的稍稍资助，对于他们家还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