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吵吵嚷嚷之中，月亮慢慢升上了中天，然后慢慢的到了第二天。
新一天的早朝，朱靖垣在御座上坐定，宣布早朝开始后，马上就有好几个大臣上奏。
写了非常正式的奏疏，在早朝上直接呈递给皇帝。
实际上，其他的中低级官员，还有更多的奏疏，正通过通政司往宫里送。
大部分传统官僚的想法和心态，其实与民间文人非常类似。
他们首先关注的事情也是历法本身，也会去去探讨新历法的安排是否合理。
有些人对新历法感到新奇，也有的人觉得新皇帝太过自负。
竟然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变已经固定了两千年的岁首时间，颠覆式的改变传统历法规则。
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还都是直接利益相关人员。
是皇帝的臣子，吃着朝廷的俸禄，享受着官僚待遇，食君之禄就要忠君之事。
官吏们在其位谋其政，除非准备辞官不干了的，否则基本不会在民间的聚会上发表看法。
但是他们能够写奏疏，呈递给上级官僚，走系统内的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低级官吏写给上级，而最高级的官吏，就直接写给朱靖垣这个皇帝了。
现在这个阶段的大明，已经没有大臣和古代诤臣那样，故意夸张化的反对和抨击皇帝的命令了。
同时皇帝也基本不会整出什么特别出格的事情了。
大部分交流都是就事论事，针对朱靖垣公布的新历法，提出明确的担忧和委婉的劝说。
这也是世祖皇帝定下的规矩。
给皇帝的奏疏不准东拉西扯，不能虚空感慨和赞叹，要言之有物。
不准骈四俪六的卖弄文采，要用尽可能简单的话语，把要说的事情讲清楚。
如果事情实在复杂，而且需要详细的说明，那也要在开头写个“概述”。
皇帝的办公时间非常重要，不可能浪费在与实际政务无关的因素上。
朱靖垣收到了一大堆奏疏。
没有直接都放在一边，而是现场直接翻看了起来。
这些大臣们的主要观点，是律法的大规模调整，对朝廷的政策和民间的习惯，都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实行新历之后，各种涉及到日期的官民事务，必然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混乱。
有的大臣举了例子，民间有很多并不熟悉朝政的人，也有根本就不关心朝政和新闻的人。
他们很可能注意不到历法的修订，或者说是无法适应历法的修正。
朝廷按照新的历法，执行各种律令的时候，很可能会与这种人产生矛盾。
还有大臣担心，可能会有极端守旧的臣子和民间学者，会公开抵触和抨击乃至故意捣乱。
朱靖垣把这些担忧和劝说中的设想当成了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