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宋思铭所知，博物馆每年都有监守自盗的案子发生，这还是被曝出来的，没曝出来的肯定更多。
甚至都已经形成产业链了。
展品一入馆，仿制品就开始造了，关键，现在仿制水平非常高，只是隔着玻璃罩子看外观的话，根本区分不出真品还是仿品。
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仿品将真品换出。
宋思铭也不敢保证，未来的大运河博物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要我说，就算王建都敢借，咱们也不能借，那是给自己找麻烦。”
张孝儒对宋思铭说道。
这也算是对宋思铭的提醒。
“主要还是博物馆内部，没有一个清晰可用的监督体系，才导致监守自盗的事情，时有发生。”
宋思铭是一个遇到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的人，而不是一个遇到困难，就想避开困难的人。
他觉得，应该是博物馆设计一套监督体系。
但张孝儒却给宋思铭泼了一盆冷水。
“我们的纪检系统，应该算是清晰可用的监督体系吧，但一些人就不犯错误了？该犯还是犯，只要有足够的回报，他们自会铤而走险。”
张孝儒举例说明。
“是这个道理。”
这个例子，宋思铭无法反驳。
就像《资本论》里说的，一旦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宋思铭先把张孝儒送回市文旅局，开车回王寨乡的路上，仍然在琢磨着，怎么解决大运河博物馆的展品问题。
本来，宋思铭都打算走“借”这条路了，从王建都那里借不到，就找其他人借，可是现在，这条路似乎也堵死了。
做任何事，都要负责任。
如果没办法保证借来的藏品的安全，那还不如不借。
可问题是，不借的话，凭五千万的预算，最终，大运河博物馆的展品，十有八九都得是仿制品。
搭配上这样一个博物馆，运河景观带，乃至青山的格调，都一下子下来了。
就在宋思铭想得一脑袋浆糊的时候，手机响了。
通过车载蓝牙接听，电话那头传来了邢道瑞的声音，“宋书记，你在王寨乡吗？”
“现在在回王寨乡的路上，差不多得一个小时才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