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举措虽然有些麻烦，但却是最大限度防止了地方势力坐大，后世吴国都督动辄数千上万的私兵，陆逊甚至最多的时候拥有三万以上的私兵，也难怪孙权会心生猜忌。
如今晋国的举措，就是官爵管够，俸禄充足，但对于封地和封户，却是严格限制，这和后世的魏吴是完全反过来的。
魏吴的封的千户万户，平均一户十人，万户的十万人，就是独属于领主的私人财产，其世代为奴，可随意买卖处置，和货物无异，即使如此，很多人还是趋之若鹜，甚至还有很多流民投奔成为黑户的。
之所以如此，便是这些人的徭役劳役，只需要向领主负责，相比某些王朝末期的苛捐杂税，反而压力会小一点，这属于是典型的封建分封制，也是战乱时代各个诸侯拉拢地方豪族和手下武勋势力的手段。
虽然这种做法在争夺天下时候颇为有效，连蜀国都不能完全避免，但长远来看，对于统治还是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的。
袁熙最初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曾相当困扰，财帛动人心，文官武将也不是圣人，他们一方面有理想，一方面也不会为了理想而死，自己光和他们谈理想是没用的，那必然就需要采取举措去拉拢他们。
经过多年的探索，结合后世的经验，袁熙终于是渐渐摸到了一点门道，并将其付诸实践，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实践。
让他得到灵感的，是后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彼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衷，是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这个过程之中，面对的本土顽固势力，便是封建地主和洋人培植的反动买办势力。
为此革命者们尝试发动起义，起先在相对开化先进的城市发动起义，结果遭遇了失败，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下，革命者们一度风雨飘摇，被迫北上创立根据地，最终在经历了千辛万苦后，终于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而这段经历，也仿佛延续了那个传说中北方统一南方的魔咒，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最初革命者都是南方为主体，而最初发动革命的地方，也是南方百姓更早觉醒，为什么最后就失败了呢？
虽然说公认的说法，是农村包围城市，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时期的南方农村之中，建立根据地的尝试都失败了。
袁熙思考过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便是对于村镇控制的严密程度，是决定能否在其中挖开缺口的关键。
南方农村有着极为严密的宗族势力，这样的势力，就是汉末的地方豪强，其天下大乱的时候，便割据一方作威作福，但若是给他们足够好处的强大势力，其便果断投靠过去，成为了强大势力的打手，就如同依附孙权的江东豪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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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称之为土豪劣绅，他们得到反动势力支持，建立的还乡团便是围剿革命势力的急先锋，所以革命者们在城市农村都遭受了挫败，就此北上寻找火种。
而北方的地方农村，和南方有着极大的不同，便是北方百姓自古以来便极为顽固，动不动就造反起来杀大户，导致北方的宗族势力虽然也不少，但并不如南方庞大顽固，多的是中小地主，真正称霸一方的大势力，却是对村镇掌控不足。
至于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封建时代，北方造反的频率比南方高的多，这些人一旦造反，当地大户人家便会首当其冲，久而久之，大户要么南逃，要么依附朝廷，自然也不会在村镇挣扎了。
典型的例子便是山东，其后世被称作孔孟之乡，忠君之地，其实真正的形象，却是历朝历代造反从不缺席，春秋盗跖奴隶起义，新莽末年赤眉军，东汉末年青州黄巾军，隋末王薄窦建德，唐末黄巢，北宋梁山，明末唐赛儿，清朝于七王伦，近代捻军义和团，可以说只要天下一乱，山东地区造反就没有缺席过。
在这种不断的冲击下，除了少数被统治者保护下的大势力外，当地地主宗族势力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几乎都被当地百姓犁了个遍，以至于解放战争中，山东是唯一凭借当地根据地自发解放的省份。
北方各地的这种情况，也极为相似，这无疑让革命者看到了开辟道路的曙光，于是在短短数年之内，革命根据地就在北方如雨后春笋般铺开，并在反抗日寇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袁熙就是在这种分析中得出了启发，便是若是建立一个需要稳固期更长的王朝，就必须剥离豪强士族对当地的掌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