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如今各大军镇的兵员早已空虚,就连孙传庭这个陕西巡抚,手上也没几个可用之兵。
所以他只能白手起家,抽调卫军补充,以编练新军。
加征的饷银一旦发出去练兵,日后如果不能长期维持军饷,那这些兵丁岂不是又要跑去从贼?
更何况,练兵非一日之功,而花钱却如同流水。
谁又能保证,白花花的银子撒出去,一定能练出强军,彻底剿灭中原、乃至四川贼寇?
孙传庭的这封奏疏,言辞恳切,直指要害,无疑是对杨嗣昌最有力的反驳。
而朱由检心里也很清楚,自从加征辽响以来,老百姓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只是没良心而已,又不是真的傻。
征税人都死光了,谁还来缴税?
还是孙传庭提出的法子更好,能够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
而对于朝中的反对之声,杨嗣昌也早就有心理准备。
他声称孙传庭等人不识时务,只知道空谈误国。
一派胡言,谁说加征就一定要全部压在小民头上?
天下之财,又岂在升斗小民之手?
那些豪绅富商盘踞地方,整日锦衣玉食,难道就不该为君分忧、为国出力吗?
因此,杨嗣昌也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分别是“因粮、溢地、事例、驿递”。
所谓因粮,就是按照田亩面积加派钱粮,这是大头;
溢地是指,凡是土地超出原有额度的,按照超出部分加征赋税。
事例则是向富户们出售,国子监监生等名额,以筹集钱粮;
驿递是指裁撤各地驿站,将省下来的经费挪用到练兵上。
根据杨嗣昌的估算,通过这几种手段并行,大概能搞到近两百万两银子,勉强可以覆盖新增军费。
同时,为了扩大税基,增加收入,他还把卢象升推行的“因粮输饷”政策给改了。
本来卢象升提出的方法,是按照缴纳地亩,实行累进税制,富户多缴,贫户可以少缴或不缴。
但杨嗣昌觉得这方法太过复杂,豪绅地主还是能通过种种手段偷税漏税,所以他又把税法改了回去。
为了简便高效,他大手一挥,又把税法改了回去,统一按亩征收!
管你是家财万贯的士绅,还是一贫如洗的小农,统统按田亩数,一视同仁地给朝廷缴税!
咋一看,杨嗣昌的考虑没什么大问题。
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执行不力,总会被豪绅地主钻空子。
但是他却没想到,在以前,豪绅地主们可能还要装装样子,遮掩遮掩。
可税法改回去后,他们连演都不用演了,直接把赋税一股脑加在了小农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