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紧接着，济南传来的又一个消息，则更加验证了任少白关于济南城西防备的话。
负责城西防御的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忽然就发表了起义宣言。而由于徐州方面的援军还没到，济南机场直接出让，城西的防线对共军敞开了大门。
国防部高层会议大乱，却不知道那两万人缴械投共的背后，正是李鹤林亲自派到济南的任少白带去了共产党对吴化文起义的指导方向。
然而此时，任少白却不能把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彭永成，因为自从在玄武湖那日被检查过后，彭永成就主动断了和任少白的联系。
先是《中央日报》为了安抚民众，声称在玄武湖发生的枪击一案已有线索。然后，是《新民晚报》跟进，独家报道枪击案的线索是指凶器上存在被检验出来的指纹。
再之后，任少白有一天在回家后发现信箱里有一封催缴电费的单据，实际是他与彭永成的暗号，暂时切断联络，也取消原本的定期见面。他当时还以为只是刺杀行动失败并引起动静后，为避风头而循例的预防性措施，却不知道彭永成是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被保密局盯上了。
除了上下班路上被跟踪，当彭永成回到家里，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家里被人偷偷进来过。他夹在门缝里的头发不见了，天花板灯罩的方向改变，甚至衣柜也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至此，他已经完全暴露在了敌人的视线下。
他花了一点时间排查出安装在家里的窃听器，又发现了在他租住的房子隔壁，一家作风洋派的理发店忽然生意好了起来，他有一回路过在门口稍作停留，看到了一个学徒打扮的人和一个顾客一同往理发店深处的帘子后头走去。
彭永成继续朝前走，走过了店门口的三色灯柱，红白蓝三条无止境地向上旋转着，忽然叫他联想到“图穷匕见”这个词。
他不知道藏在这家理发店帘子后面的匕首什么时候会正面现身，但是他想，一定不能让它扎向比自己更深的地方。
彭永成没有拆除自己家里的窃听装置，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是不应该对被窃听这种事有概念的，更不会知道要怎么防止被窃听。
但是同样曾被拦在玄武门之外的鹿阿莽就不一样了。
他不是情报人员，却胜似情报人员。自从把照相馆从评事街搬到了新街口，他的店里就做了一全套反窃听的设备，自己的住处也安装了隔音材料，在内墙贴上软木衬里，再糊上墙纸作为掩饰，门的内侧改成双层板，中间安装了电波屏蔽。
这些措施原本只是预防，但却在真正的情报人员盯上他以后，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他没有问题，怎么会搞这些东西令他们的窃听失效？
更何况，他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视线中了。
于是有一天，保密局秉承着一贯的作风，特务们在半夜忽然闯进阿莽的家，把他从床上薅了下来。半梦半醒的阿莽还没反应过来对方是什么人，就被粗暴地控制住，一左一右地被人架着推出家门，塞进了一辆在街对面停了好几天的黑色汽车后座。
而当他终于清醒过来，无论说什么、问什么，奉命捉拿他的特务全都一言不发。
“你们是谁？警察吗？你们为什么不穿警察制服？”
“你们为什么抓我？我犯什么事了？”
“你们是因为假证的事抓吗？但我已经金盆洗手了！我不做假证已经一个多月了！”
……
他这样大呼小叫当然有装疯卖傻的成分，因为即便是他这个经常被尹文让称作“头脑简单”的家伙，此刻也能知道自己被抓肯定还是因为那场失败的刺杀。
几天前，他在玄武湖被盘问、相机被没收、车辆也被里外搜了一遍。他当时坚称自己只是来拍菊花展的摄影师，还有一家正经营生的照相馆，于是最后，他也跟其他游客一起，被放出了玄武门。
他以为事情这就告一段落了。
他毕竟不是真正的特工，也不像经验老到的彭永成，会提前想到自己要成为保密局长期的监视目标。并且，他不仅因为符合他们关于地下党的特征描述而被拍了照片，甚至也进入了吕鹏说的“跟银行有关人员”范围——保密局的侦防科很快就查出，他的那家照相馆就在新街口的兴业银行对面。
在被押进保密局的地下审讯室时，阿莽再次大声喊道：“我是无辜的！有国防部的人为我作保！”
另一个房间的吕鹏一愣，然后听他说出了那个国防部担保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