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少白这才发现，实际炸开的是自己手中的酒杯。玻璃高脚杯不知怎么从自己的指缝间滑落，连带着暗红色的葡萄酒哗啦碎成一地。
“哈，这下真多了……”他晃悠着后退一步，张开手按住太阳穴，还费力地眨了眨眼睛，像是努力恢复清醒的样子。
酒保连忙招呼服务生过来清扫，而那个保密局的男人则被这一声吓得惊醒，把还剩个底儿的威士忌杯往旁边一推，稍带警惕地打量着旁边这个比自己还要失态的酒客。他刚才的醉话也多了，处长专门提醒过，别一喝酒就说话没分寸。
任少白在几个同事的陪同下，醉眼迷蒙地走出联欢社的大门。
站在门廊下，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不大，但是空气里已经是熟悉的潮湿味道。
魏宁生说：“是要入梅了。”
任少白拒绝了黄包车，独自往家的方向走去。细密的雨帘里，他眼神逐渐清明。
梧桐树在头顶哗哗作响，又是风又是雨的，使得地上杂驳的影子都变得吓人起来。
距离国际联欢社不远的桃源村，老式石库门建筑里弄的一个单元里，刚睡下不久的兰幼因猛地睁开了眼睛。有那么几秒钟或是更久，她保持着刚醒来的姿势，一动不敢动，好像神志虽然回到现实，但身体还被拖留在可怕的梦境里。
当她终于能支撑着自己坐起来后，第一件事便是翻身去床头柜的抽屉里摸出一个药瓶，倒出两粒药在手里，也不就水，直接吞咽下去。过了一会儿，她感到那些梦离自己远去了，在一片黑暗中慢慢站起来走到窗边，从窗帘的缝隙间向外看去。
那辆从几天前开始占据了路灯下位置的黑色福特轿车，仍然在那里。
兰幼因想起在中美合作所的时候，接触过训练班培养特勤的教学材料：盯梢，通常两人一组，目的是秘密监视目标人物，摸清对方的行动轨迹，去过什么地方、跟什么人有过接触；也会跟负责搜查的同事配合，提供方便进入家中进行搜索或布置的条件。
但同时，训练班的材料里也说：千万别去甩掉盯梢，除非在绝对紧急的情况下，你不想要对方知道，你发现了他，因为那样反而是一种提醒，将自己置于更值得怀疑的处境。
从一开始，兰幼因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被监视。她已经做好了头顶的吊灯里、睡觉的床垫下面、客厅沙发的缝隙里都会被安装窃听装置的准备，但是几天下来，并没有在家附近发现忽然全天紧闭的大门、或是新搬来的邻居。
开玩笑，政府单位住宅紧俏得很，桃源村的六栋居民楼，一个萝卜一个坑，哪有多出来的房子给人用来搞监听。
于是，对方也只能采用最辛苦的办法，靠一辆小汽车停在可以观察到她家情况的地方，全天候地待在那里。
兰幼因倒有些同情起车内那个不知道要熬多久的倒霉鬼。
她重新回到床上躺下，再次闭上了眼睛。等到又一个黎明到来，她再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若无其事地拉开窗帘，准时准点地走出弄堂，撑起一柄湿漉漉的伞，在换过岗的另一个盯梢的跟踪下，上班去了。
兰幼因一向是一厅的全勤人员。
即便前一天，她刚刚独自一人操持了丈夫的丧礼。
其实也算不上有任何仪式，国防部没有一人来吊唁，只有保密局的盯梢远远看着她雇了人，从城内的中央医院，到城外的民营公墓，帮着入棺、出殡、下葬。盯梢看不到兰幼因是否掉了眼泪，但是他自己却有些唏嘘，这个姓乔的，要不是投了敌，说不定还能下陆军烈士墓，真是可惜。
他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心思很有些奇特，同情的不是年轻的未亡人，而是背离了他所在组织的叛徒。看起来，相比起共产党，还是一个不符合人们想象中哀恸欲绝的遗孀形象的女人，更值得讨厌。
兰幼因给帮工结算钱，领头的那个犹豫了一下，对她说：“我也上柱香吧。”
兰幼因看了他一眼，也没说话，便替他点了线香，然后退后一步，看他作揖闭目，对着墓碑默祷了几秒。
坐在车里的盯梢心想，这个从来都不认识死者的陌生人，看起来都比丧主要虔诚尊敬。
跟着兰幼因又回到城里后，他甚至带着鄙夷的口吻同晚上来交班的同事讲：“按照她之前做的那些事，也不知道在乔鸣羽的墓碑上，落款还能不能写下‘妻’这个称谓。”
如此忿忿，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原本的职责，是要留心所有与监视对象有过接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