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们当然不会懂了。

“为什么？”余切笑道。“很多中国人其实不知道芥川奖，假如我现在角逐的是另一个奖项，比如日本的直木奖，或者是法国人的雷诺多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大家也会觉得开心，所以芥川奖其实不重要。”

“但它也很重要，因为我的获奖可以鼓舞到国内的创作者。他们原先不知道自己的水平，而现在他们敢于同台竞技，因为有人突破了文学上‘禁区’，证明了我这个皮肤，我这个文化的无限可能。”余切对日本记者说道。

这话说起来十分简单，但听到这话的许多人都感慨了。

尤其是熟知国内文学史的徐驰，他知道余切在暗指他成为了打破“枷锁”的人。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涉及到国内作家群体的一个时代遗憾。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拒绝了国外奖项，比如鲁迅曾经说“中国还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如果有人拿到奖项反而是坏事，助长了大家的虚荣心，使得大家暂时忘记了现实的苦难，害处很大。”

于是，鲁迅拒绝了一切外国奖项。

大名鼎鼎的沈聪文传言被诺奖提名过三次，他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于欧洲掀起了一股“沈聪文”热，几乎代表了中国的现代文学。但就在沈聪文第三次被提名的不久，沈聪文就离开人世。

他也没拿到奖项。

钱忠书曾经有机会拿到国外文学奖，然而当时的舆论环境不允许钱忠书拿国外奖项，所以他批评了一顿外国的文艺评论家，甚至把国外文学奖贬低为“粪土”！钱忠书实际怎么想的无法知道，但他表现得要和一切国外奖项决裂，外国人自然也不会贴他的冷屁股。

于是，钱忠书也失之交臂。

这些在国内文坛名人堂的天王巨星们在各个时代，拒绝了国外奖项，带来了一个遗留问题：

就是在中国文学重新进入世界时，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好比大航海时代，船只能到达的最远路线来自于前一个船长绘制的航海图，他们在新的地方留下了人类的足迹，后来的人才知道：这片海域是我足够来的地方，我可以踏入这里。

然而，这一片地方对中国作家来说，是相对空白的。而我们有如此辉煌的文学史，文学如此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个国度，我们也为之骄傲，但一谈到具体的奖项时，气氛常常变得尴尬。

余切说的就是这个。

他在新大谷饭店门外的“答记者问”被当成是演说，新化社的记者发稿回到国内，也没有经过什么审稿，直接在电台念了出来。随后，又在电视台通过新闻进行播放。

木青是新化社的大领导，他亲自来撰写了新闻稿。让余切这个简单的“演说”变得很有级别。宣读新闻稿的主持人抑扬顿挫，难掩激动，声音有明显的颤抖。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种种铺垫之下，一些人以为余切已经拿奖了。

已经拿奖了！

发新闻的，念新闻的都知道结果在明天才出来，但是听到消息的人已经情不自禁开始狂欢，一传十，十传百，余切拿奖的消息如同旋风一般，席卷了大江南北。

中国作家拿了日本文学奖！！！

在燕大，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听广播，立刻跳了起来；在文学研究所，学员们望着电视台，顿时震惊得失语，然后互相拥抱；在沪市的微电子制造厂，厂长告诉工人：“日本来的专家说，不能投资我国的芯片业，我们只能靠自己，大家不要灰心，我们的小说都能打到别人的大本营了，以后我们的技术也有机会起来。”

余切家的家门被看了新闻的邻居敲响，邻居大声喊：“老余，你儿子真拿了川芥奖，就是那个日本文学奖！”

“不是芥川奖吗？你说反了！”

“不知道什么奖，总之拿奖了就行！新闻上说余切在向日本媒体演说，说自己获奖的意义——这不是获奖了是什么？”

“啊？我怎么没看见新闻呢？我也没看见余切的脸。”余跃进还是不相信。

邻居道：“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所有人都这么说，难道大家都错了？央台也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