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切是会演讲的，鲁迅是最著名的中国文学家，燕大同样是类比于东京大学的最高学府，除了这之外简直没有更好的例子。

“北”和“大”两个篆体字，叠在上面。

“两个篆体字，表示以人为本，这是大学本来的理念，其次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这个标志像人在背负什么东西，鲁迅号召学生们要背负起责任……但最为直观的是，它看起来像‘三个人’。”

“三，在中国有‘众’的意思，三就是无数了，为什么三个人要围在一起？它代表团结，它代表的众志成城，但我们还不能直接从一个校徽，说中国的民族性是‘团结’，它太白了太牵强，而且具备字面上的主观含义，团结的目的是什么？谁能告诉我？”

“我需要一个中性的词汇，它不具备主观的含义，它描述一种状态。”

中哲会里面有许多懂得中国文化的专家，也许余切都能用中文来进行演讲。

立刻有这么一些答案出来：

池田温认为，目的是天下大同。

尾上兼英表示，目的是克服困难，打败强敌，说白了就是抗日。

蜂尾邦夫觉得，团结是结果，是规范和制度的结果。

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在甲骨文里面，“团”是建造一个篱笆，把人围在里面，“结”是一群人去采集东西回来，他认为这是为共同的利益而行动。

他们都没有错，但余切给的答案和他们都不一样，余切说，“团结的背后是秩序。”

秩序？

好像是这么回事，又好像不完全这样。

天下、礼仪、外敌、和规范……他们和秩序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余切接下来又解释：“如果没有秩序，就再造秩序，如果秩序不好，就推翻了重新来，这种对于秩序的追求并不是被动服从，而是有暴力性质的——我们把那些平定天下，并且使得社会最终恢复了秩序的人，称之为真正的英雄和伟人。我们的民族，歌颂这样的人。”

“请注意，这和日本并不一样，尽管对于秩序的追求，在不同民族身上都存在，但在中国人的身上，它是尤其明显的。”

他还引入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结果：“在中国古人创造出甲骨文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文字，努力的刻在光滑的龟背上，并且写成了一排、一列，方方正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表现出对秩序的追求。”

眼下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深耕多年，不完全认同余切的想法。

除了子弹，没有什么观点能让他们纳头便拜，五体投地。

但这几句话一出来，就知道余切真有两把刷子。

作为研究左翼文学的专家，尾上兼英认同这一句话，起码这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关键方面。

天下大同，或者是崛起于世界之巅，解放全人类这些东西，当然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的共同愿望，任何一个民族都会这么想，但这些都还太遥远。

他们一开始的渴求，是“恢复秩序”，这个民族不要再这么乱下去了。

当一个国度的文学家们都这么想的时候，把它作为民族性并不过分。

那么，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