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书库

第182章 论孔子接见互乡童子的包容智慧（第2页）

在当代社会，地域偏见依然存在——例如，人们对某些地区的人可能存在“精明”“粗犷”“保守”等刻板印象，这些印象的形成，往往源于缺乏直接的交往与了解。孔子的智慧提醒我们：消解地域偏见的关键，在于主动走出“舒适区”，与来自不同地域的个体进行平等、真诚的交往，通过个体的真实表现，修正对群体的固化认知。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谐的社会。

三、“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孔子的评价标准与成长导向

面对弟子的困惑，孔子提出“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评价标准与成长导向——在孔子看来，评价一个人或一件事，不应以“静态的现状”为依据，而应以“动态的趋势”为核心；不应纠结于“过去的不足”，而应关注“未来的进步”。这种以“进步”为导向的评价标准，不仅适用于人际交往，更成为孔子教育思想与处世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进”与“退”：动态的个体成长视角

“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中的“进”与“退”，并非指物理空间的移动，而是指个体在道德修养、认知水平、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动态变化——“进”即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表现为反思不足、主动学习、改正错误；“退”则是向更差的方向滑落，表现为固步自封、拒绝进步、放任错误。孔子选择“与其进”，本质上是选择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个体，承认人的成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允许个体存在不足，但更重视个体是否有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这种动态的成长视角，与孔子对“人性”的认知密切相关。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之所以会出现差异，是后天的“习”（环境与教育）导致的。这意味着，个体的品质与能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与教育得到改变。因此，评价一个人时，不能仅凭当下的状态或过去的经历就下定论，而应关注其是否有通过“习”来改善自身的意愿与行动。例如，孔子的弟子冉求，最初在政事方面表现平平，甚至因“聚敛而附益之”（帮助季氏搜刮财富）而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反而在孔子的教诲下不断反思，最终成为“孔门十哲”中擅长政事的代表人物，帮助鲁国在外交与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孔子对冉求的态度，正是“与其进，不与其退”的体现——他看到了冉求从“不足”到“进步”的动态过程，最终认可了他的价值。

在教育实践中，这种动态视角尤为重要。每个学生的起点不同，有的学生可能一开始基础薄弱、行为有偏差，但只要有“进”的趋势，就值得教师的鼓励与引导；反之，有的学生可能起点较高，但如果缺乏“进”的意愿，固步自封，也难以实现真正的成长。例如，在现代教育中，教师面对“后进生”时，若能以“与其进，不与其退”的视角看待他们，关注他们每一点微小的进步（如作业比之前认真、上课比之前专注），并给予及时的鼓励，往往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帮助他们实现更大的进步；而如果教师仅凭当下的成绩就将其定义为“差生”，则很容易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导致他们陷入“退”的恶性循环。孔子的评价标准，为现代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教育的核心是“促进成长”，而非“筛选优劣”，只有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才能真正实现“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

（二）“唯何甚”：反对极端化的评判态度

“唯何甚”三个字，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孔子反对极端化评判的态度——“甚”即“过分”“极端”，孔子认为，对人的评价不应走向极端，既不能因一个人的过往不足就完全否定其当下的进步，也不能因一个人的当下进步就忽视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应保持理性、客观的态度，把握好评价的“度”。

这种反对极端化的态度，与孔子的“中庸”思想一脉相承。“中庸”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是“不偏不倚”“适度合理”，反对“过”与“不及”。在评价他人时，“过”表现为过度苛责——抓住他人的过往错误或地域标签不放，完全否定其当下的进步；“不及”则表现为过度宽容——忽视他人的问题与不足，盲目肯定其所有行为。孔子的“唯何甚”，正是对这两种极端态度的批判，主张在评价他人时，既要看到其进步的一面，给予肯定与鼓励，也要客观看待其不足，给予引导与帮助。

例如，在现代职场中，管理者对员工的评价常易陷入极端化误区：有的管理者因员工一次工作失误，就完全否定其以往的业绩与能力，将其定义为“不合格员工”，导致员工士气低落、失去工作热情；有的管理者则因员工过往的优秀表现，忽视其当前工作中的敷衍与失误，一味纵容，最终影响团队整体效率。这两种极端态度，都违背了“唯何甚”的理性原则。若管理者能以孔子的智慧为指导，既肯定员工过往的贡献与当下的进步，也客观指出其工作中的不足并给予改进建议，便能在激励员工的同时，推动团队持续发展。例如，某互联网公司的管理者在面对一位曾多次犯错但近期有明显进步的员工时，并未纠结于其过往失误，而是在团队会议上肯定其近期的创新方案（“与其进”），同时私下与其沟通，分析过往失误的原因并提供改进方法，这种理性的评价方式，不仅让员工感受到被尊重，更激发了其持续进步的动力，最终该员工成长为团队的核心成员。

在家庭教育中，“唯何甚”的态度同样重要。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常因孩子一次考试失利就斥责其“不努力”“没出息”，或因孩子一次获奖就过度溺爱、忽视其品德培养，这两种极端做法都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若家长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看待孩子——考差时，关注孩子是否有分析错题、总结经验的进步意识（“与其进”）；考好时，提醒孩子戒骄戒躁、继续保持学习热情，便能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养成积极向上的学习与生活态度。孔子的“唯何甚”，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包容”的智慧，它提醒我们：评价他人时，要摒弃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以客观、全面的视角看待个体的成长与变化，在肯定进步中引导改进，在包容不足中促进成长。

（三）“不保其往也”：放下过往标签，聚焦当下选择

“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中的“不保其往”，是孔子评价逻辑的核心——“往”即个体的过往经历、身份标签或历史行为，“不保其往”意为不被个体的过往所束缚，不因其过往的不足或标签而否定其当下的“洁己以进”。这一思想打破了“出身决定论”“过往决定未来”的固化思维，为个体成长提供了“重新开始”的可能性，是对个体价值的最大尊重。

在春秋时期，“过往”与“身份”往往是评价一个人的核心标准——贵族子弟即便无才无德，也能凭借出身获得尊重与地位；平民或边缘地域的人，即便才华横溢、品德高尚，也常因“过往标签”被轻视。孔子的“不保其往”，正是对这种固化评价体系的挑战。他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应由其出生时的身份或过往的行为决定，而应由其当下的选择与追求定义。互乡童子虽来自“难与言”的地域（“往”），但他主动求见、渴望学习的“洁己以进”（当下选择），才是评价其价值的关键。这种“重当下、轻过往”的态度，在孔子对待其他弟子的方式中也多有体现。例如，弟子公冶长曾因“坐过牢”（过往经历）而被世人质疑，但孔子通过观察其当下的言行——为人正直、好学不倦，认为他“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不仅不排斥他，还将女儿嫁给他。孔子的选择，正是“不保其往”的实践——他不被公冶长的“牢狱过往”所束缚，而是通过其当下的品德与行为，判断其价值，这种态度，在等级森严的春秋时期，无疑是对个体权利的极大扞卫。

在当代社会，“过往标签”对个体发展的束缚依然存在——刑满释放人员难以找到工作、有“不良记录”的学生被学校区别对待、来自“偏远地区”的求职者被企业轻视，这些现象的本质，都是对“过往”的过度执念，忽视了个体当下的改变与进步。孔子的“不保其往”，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社会应建立“容错纠错”的机制，为有过往不足的个体提供“重新开始”的机会，通过关注其当下的行为与选择，而非过往标签，来评价其价值。例如，中国多地推行的“社区矫正”制度，正是“不保其往”思想的现代实践——对刑满释放人员，不因其“犯罪过往”而将其排斥在社会之外，而是通过提供就业培训、心理疏导等帮助，引导其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融入社会，许多刑满释放人员在这一制度的帮助下，凭借当下的努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甚至有人创业成功、回馈社会。这一案例证明，放下过往标签，聚焦个体当下的选择与进步，不仅能帮助个体实现自我价值，更能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不保其往”的智慧，还能帮助个体打破自我设限，实现自我突破。许多人常因“过往的失败”而否定自己，认为“我以前做不好，现在也肯定不行”，这种自我标签化的思维，让他们错失了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若能以“不保其往”的态度看待自己——不纠结于过去的失败，而是关注当下是否有尝试的勇气、是否有改进的行动，便能摆脱自我设限，勇敢追求目标。例如，着名企业家俞敏洪在创立新东方之前，曾两次高考失利，一度被他人嘲笑“不是读书的料”（过往标签），但他并未被这一标签束缚，而是总结高考失利的原因，更加努力地学习（“洁己以进”），最终考上北京大学，后来又凭借持续的努力创立新东方，成为影响无数人的教育企业家。俞敏洪的经历，正是“不保其往”的生动写照——他放下“高考失利”的过往标签，聚焦当下的学习与奋斗，最终实现了人生的逆袭。孔子的“不保其往”，不仅是一种评价他人的智慧，更是一种自我成长的哲学：它提醒我们，过往的经历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当下的每一次选择与行动，都在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

四、古今传承：孔子包容智慧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实践

孔子接见互乡童子所体现的“包容接纳、重进轻往”智慧，并非局限于春秋时期，而是历经千年传承，被历代学者、政治家与实践者不断诠释与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精神的重要源头。从古代的教育实践、社会治理，到现代的文化交流、社会建设，这一智慧始终闪耀着人文光辉，为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古代的传承：从教育普及到社会治理

在古代教育领域，孔子“有教无类”“重进轻往”的智慧，成为历代私学与官学的重要办学理念，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与文化的传承。汉代的董仲舒虽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在教育实践中，仍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他主张“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将教育从贵族阶层拓展到平民子弟，无论出身地域、贫富差异，只要有学习意愿，都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唐代的科举制度，更是将“重进轻往”的智慧制度化——科举考试以考生的当下学识与能力为评价标准，而非其过往的身份或地域，即便出身寒门、来自偏远地区的学子，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进入仕途，实现阶层跨越。这种制度设计，打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对人才选拔的垄断，让无数有才华的平民子弟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也为唐代的繁荣稳定奠定了人才基础。

在古代社会治理中，孔子的包容智慧也常被统治者借鉴，用于化解地域矛盾、促进民族融合。例如，元代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初期曾因民族差异实行“四等人制”，导致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尖锐。后来，元世祖忽必烈接受汉族儒臣的建议，借鉴孔子“不保其往”“包容差异”的智慧，调整治国策略——不再单纯以民族出身划分等级，而是注重官员的实际能力与政绩，对汉族士人敞开仕途大门；同时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允许各民族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与传统。这种包容的治理方式，有效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元代疆域的稳定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明代的朱元璋在建立政权后，也借鉴了“重进轻往”的智慧——对曾效力于元朝的官员与士人，不因其“过往效力元廷”的标签而排斥，而是以“是否愿意为大明效力、是否有治国之才”为标准，选拔任用，许多有才能的前朝官员因此加入明朝政权，为明初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现代的实践：从文化交流到社会包容

在现代文化交流领域，孔子的包容智慧成为推动不同文化对话与融合的重要理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中西方文化、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日益频繁，若以“地域偏见”“文化优越论”的态度对待差异，很容易引发文化冲突；而以孔子“包容差异、重进轻往”的智慧为指导，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关注文化交流中的共同价值与进步空间，则能实现文化的和谐共生。例如，“孔子学院”在全球的推广，正是孔子包容智慧的现代实践——孔子学院不强迫他国接受中国文化，而是以“相互尊重、平等交流”为原则，通过开设汉语课程、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同时也积极学习他国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在孔子学院的课堂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放下对彼此文化的固有偏见（“不保其往”），通过共同学习与交流，发现不同文化中的智慧与价值，这种文化交流方式，不仅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推动了全球文化的多元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