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六年七月十八日，大明京师应天府新城，大宗伯沈复专程拜见皇帝朱靖垣。
在皇帝办公室里面见了礼，沈复递上了一份自己写的奏疏：
“陛下，臣以为应该修一份罗马和泰西诸国史了。”
朱靖垣听了这句话就是一愣，主要是没有意识到修史这件事情。
然后就打开奏疏看了一下，沈复在上面写了修撰罗马和泰西诸国史的意义。
首先说明，罗马和泰西诸国不同于大理和日本。
其领土面积广阔，国家成分复杂，目前剩余的人口数量众多。
关键是有了相对较高的文明特征，有一大批能够管理社会且拥有编撰文献能力的遗民。
这些人短时间内不会全部消失。
他们会留下很多记录，甚至可能会出现民间版本的泰西通史。
如果大明朝廷不修史，等同于将罗马和泰西历史的解释权，放给了这些泰西诸国遗民们。
他们修撰的历史的态度未必会符合大明的政治立场。
与其这样，不如大明朝廷官方修撰一份罗马和泰西诸国史，可以尽可能的简略，但是可以表明朝廷立场。
以后，礼部在文化宣传方面，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参照。
艺文部审查文艺作品时也能有一个标准。
大明朝廷理所当然的目标，是将天下生活的其他族群，有选择的纳入大明的天朝体系。
焚书、平坟、拆庙有助于推动这个过程，可以尽可能斩断其根源。
同时，给其他族群修史同样有助于推动这个过程，盖棺定论可以安抚现存的其他族群遗民的情绪。
承认对方过去存在过的事实，同时营造融入进来是大势所趋的共识。
随着其他族群移民的事实上逐步消亡，在后世逐步消减其他族群过去存在的事实的叙事。
奏疏不长，内容非常的简洁，表达的观点也非常的明确。
修史是朝廷的责任也是权利。
泰西遗民太多了，文明程度显然是比较高的，不能算是纯粹的蛮夷。
所以大明在这个方面，也就没办法和对大理和日本那样，迅速的把有能力留下记录的人处理干净。
多少都会留下一些文明的残渣和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应该主动出面掌握解释权，将这些残余痕迹倒向对朝廷有利的一面。
将有其他倾向性的观念消除，让社会普遍认知只剩下官方口径。
然后官方不再提及这些事情。
这些知识不会在任何实际的环境有实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