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和后世的美利坚一样，朝廷不直接管理不代表没有人管。
大明出书的书商，会自己审查作品内容，真的整出了邪书和禁书，最后头疼的是他们。
就算是朝廷不出面管理，民间的学者、老师、家长们，也会留意自己身边的书，留意自己学生和孩子的书。
如果发现他们接受不了的东西，他们可是发动起来直接找书商闹事的……
这个逻辑也跟后世的美利坚高度类似。
不过，在知识大规模的普及，信息真正爆炸的时代到来之前，出版发行方面的问题本身也确实不复杂。
牵扯到版权和出版事务的人通常就有两种。
一种是本身就是知名的传统文人，在大明这边更是大部分都有功名，或者是有名文人的后代。
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书商也不会有意与他们闹矛盾。
同时，由于没有官方的明确管理规定，仁武朝以前的大明的版权保护期限，实际上是近似于永久的……
熹的后人直到仁武朝都垄断着朱熹文章的出版刊印权。
别人印刷他们就会去闹，就会去衙门告官，打官司还基本都能打的赢。
因为朱熹本人太出名了，当官的没办法公然诋毁。
这些人也确实是朱熹的后人，他们祖宗留下的东西归他们所有，也符合东方的朴素传统理念。
直到仁武朝的时候，世祖皇帝提出了公共著作权概念。
将文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期限限制在了创作者本人死后五十年以内。
另一种人是职业写手，是直接收出书商给的润笔，按照要求写各种类型作品的人。
他们的作品要么是直接卖断给书商，要么本身就是出书商行的员工。
第二种写手也许会与书商闹矛盾，但基本上都是金钱矛盾，情况也不会很复杂。
与此同时，当时的读书人，不把创作通俗作为正业，甚至会将其视为有辱斯文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都不会留真名，甚至还会主动避嫌，拿了书商的钱之后就不管了。
总体上涉及到的人也不会太多，可能出现的情况也不会太过复杂。
世祖皇帝列出的那些基本原则，已经足够官员处理相关案件了。
但是随着大明的工业化，印刷产业也在不断膨胀，还出现了录像、录音、电影产业。
涉及到的人员越来越复杂，案件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了。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创作之中，和剧本的创作者身份已经不再被文人视为丢面子的事情。
正在脱离买断和雇佣制度，开始有人以独立创作者的身份，与多个出版商打交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