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空有千艘船，十多万兵力，却屡屡在新军这股新崛起的势力面前失败。
其中一个原因是郑芝龙这些年对军力的发展不够，空追求数量，没有追求质量。
当然，这应该与大明的军事体系有着莫大的关系。
如果单拿郑军的实力与其他各股势力相比，绝对可以排在前列，所以郑芝龙也容易满足。
可唐宁的眼界完全不一样，他比较的对象是西方军队，是后世的一些军队，所以这就注定双方在理念上的根本性不同。
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双方的指挥方式完全不同。
郑军的所有战术、策略、指挥权等等几乎全部掌握在郑家人手中。
而这些郑家人的个人能力，显然称不上良才，更没有独到的指挥能力。
但新军不同，新军的战术、战略的制定，都是参谋部一手策划的。
整支军队有总参谋部，每师之中还有若干参谋人员组成参谋部随军作战，按照战场的情形随时给主将提供作战意见。
即便是唐宁这个新军第一人，都没有刻意去干涉参谋部的计划，因为他清楚自己的能力，并非什么战术家、战略家。
所以他自己率军作战时，也往往会听取参谋部的意见。
参谋部这些参谋，可都是精挑细选有专业能力的人，他们群策群力制定出来的作战计划，自然不是某一人的能力比得上的。
何况郑家的那些主将，也不是什么旷古烁今的良将。
再加上新军在福建情报机构的作用，提供大量的有效情报，以及策反郑军人员，这也无疑为新军的行动增添了一大助力。
在这种情景下，郑家那些平庸之才，在新军手上屡屡吃亏，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这不只是郑氏集团的问题，而是整个大明军政的通病。
明军能不能战，往往系于主将一人，主将善战有良才，这支军队就不会差到哪里去，比如卢象升、袁崇焕、孙传庭等。
但是，这样的名将又能有多少，更多的军队还是掌握在军事能力平庸，但身居高位的人手中。
这些人能力平庸，但对军队的指挥又说一不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参谋部这种机构存在。
恐怕就算是有，也只是形同虚设，这就注定了他们带不出一支善战的军队，甚至还经常犯一些可笑的低级错误。
在活捉郑芝龙后，新军并没有整军再北进，而是将郑芝龙被活捉的消息通过《明报》等途径迅速的传播开来。
一时间，整个福建的残余郑军人心惶惶，漳州府、泉州府、兴化府、福州府、福宁府这些沿海州府，未等新军进至，直接递出降表出降。
暂避在闽中延平府的郑芝豹和郑彩部两余万人，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何去何从，直到郑芝龙的亲笔劝降信送到他们面前。
是的，被俘虏的郑芝龙似乎也认命了，没多久便同意投降，并愿意写信劝降那些同宗兄弟和后辈。
这也在唐宁的意料之中。
但是，郑芝豹和郑彩、郑联两兄弟的意见却不一样。
郑芝豹赞同投降，但郑彩和郑联两兄弟却不愿意向新军投降，他们的意见是北上，宁愿投降弘光朝廷。
原因无他，他们舍不得手中的权利，他们很清楚，一旦向新军投降，手中的权利很可能被唐宁分解掉。
反观弘光朝廷却不同，正是用人之际，率军北上还可以将闽北的一些军队收拢，聚集几万人抵达应天府，应该能够得到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