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的外交政策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敢战方能言和！”
“驾驭外藩，不可示之以谦，怵之以威则能畏惧”
可以说这两句话是整个大明帝国外交政策的缩影。
但是这两句话有个前提，那就是它不是对接壤大明帝国的那些周边小国所说的。
在面对武力不及自已，民族习性上相似，文化有共同点的东亚各国，大明帝国毫不犹豫的张开血盆大口，贪婪无度的吞并。
可是在面对，并不接壤的，如帖木儿帝国那般幅员及其辽阔，东起北印度，西达幼发拉底河，南濒阿拉伯海和波斯湾，被抵里海和咸海的超大多民族帝国时，大明王朝才会用文中开始那两句话作为外交政策。
那么大明王朝为什么这么重视帖木儿帝国呢？
为什么一面宣之于兵威，另一面又加强了双方的贸易和文化往来呢？
首先在传统的中国对外观念之中，大明帝国之前的历代中国之中，除却蒙古大帝国之外，其他历代君主和臣子们，对于这样的外夷总是不屑一顾。
甚至官方史料中，只要提及外国，一律都是进贡的藩国。始终把自已，放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鲜少真正的利用平等对待的原则和对方友好相处，共同发展。
当然传统的中国王朝，对于外夷的富庶是嗤之以鼻的。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句，外交是国家利益的延伸。
之所以重视帖木儿帝国，是因为大明帝国也不同于中国历代守旧王朝，它更看重于实际的利益。
要知道在当时，帖木儿帝国的撒马尔罕，是西域丝绸之路上西边最大的国际贸易城市。
早在帖木儿帝国刚刚兴起的时候，跟大明的帝国是有一段友好时期的。那时的帖木儿帝国专注于对西方征服，为了不双线作战，只能暂时对东方大国实行表面上的朝贡。
但当帖木儿帝国征服西域各国，击败了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北印度奥斯曼，建立一个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帝国之后。帖木儿自称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便与大明帝国撕破了面皮。
不但断绝了同大明帝国的贸易，甚至最大限度的破坏欧洲，通过克里木河，伏尔加下游，花剌子模和中国的贸易。
大明王朝，重视帖木儿帝国就是重视贸易。
准确的说，是保护大明帝国在陆地上的独家贸易权。
尽管当时大明帝国的港口已经有欧洲的船只，大明的船队也曾跨越万里海洋到达非欧大陆。
但是，在港口并不能辐射所有地区的年代。丝绸之路的收益，依旧是海洋贸易难以企及的。
尤其是帖木儿帝国那样一个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国，光是同帖木儿国的贸易就足够支持起大明帝国北方的产业革命了。
而且，在经济利益的背后，还有军事利益。
这一点在明朝文学家解缙所著的永昌轶事中，一个记载永昌皇帝言行的小片段中，得到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