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阳君道：“须大夫知事重大，再三查之，各方商旅皆同一辞，谅无误。”
魏王道：“彼伐雍与山阳，意欲何为？”
龙阳君道：“但广其南阳之地。”
魏王道：“若欲广其地，奈何屠城？彼屠城者，是不欲有其地，复有其民也！”
龙阳君道：“王明察！彼拔吾城而不据之，其将归乎？”
魏王道：“但日探其状，勿使一日缺也。”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不好的消息接踵而至：茅、宁、凡、共等河内大邑先后失守，它们周围的小城几乎无例外地全部被占领，其中大部分是被攻克的，遭到秦军血腥的屠城；而且好像还听说，前来增援的赵军也被秦军击败，被杀得血流成河。不久，汲城也被攻取。
河内诸城按理都属于魏邑，魏国会派出官员进行治理，但实际权力控制在地方豪族的手中。这些城池在周边诸侯国之间摇摆，那是常态。诸侯国也知道，与其有名无实地占领城池，还不如踏踏实实地与当地土豪搞好关系，获取实际利益。所以，魏王对这些城邑也是爱恨交加。
秦国本来不与河内接境，但在占领了河内南阳原属魏、韩的诸城后，势力也伸到南阳。秦国的治理模式似乎与其他诸侯国没有什么不同，也只是派出官吏，实际治理仍然依靠当地的豪族。惟一不同的，是他们在境内推行秦律，弄得河内南阳的邑民们动辄得咎。自然，最严峻的刑罚总是会落在无权无势的小民身上，那些豪族子弟总能想到办法逃脱或减轻处罚。然而，秦律也对豪族有一定的约束，提醒他们不可做过头：也有好几家豪族子弟被判处了十分严厉的刑罚！
如果说秦国治理南阳还可以说波澜不惊，暗流潜动，河内的地方豪族和秦律还在暗中较劲，这一次秦国攻掠河内其余地方的行为就完全脱离了河内的常规政治。秦军以暴虐的姿态，血洗了一座又一座城池，消灭了其中的豪门大族势力，让整个地区的政治架构完全颠覆。河内成为一个真空地带！
魏王似乎觉得自己有机可乘，如果自己乘虚而入，是不是可以比较牢固地占领河内，而不必仰那些豪族的鼻息呢？
他命令新垣衍准备率领集结在荥口的魏军过河，收复失地。
就在这时，赵王的使臣到了大梁。
魏大夫接待了赵王使，赵王使报道：“敝邑得大国之警，知秦将犯。将起大军以迎秦军。敢请魏王发兵，与赵会于城下。”
魏王听了大夫的报告，感觉正中下怀。立即从荥口召回新垣衍，与赵使谈判。
从赵使那里得知，赵军从长平出孟门，与正在攻击茅城的秦军相遇。由于地形不利，道路泥泞，对峙数日后，赵军粮尽，退入孟门，返回长平。从赵使的言谈中，似乎这一仗赵军虽说吃了些小亏，但损失不大，说血流成河可能有些夸张了。
新垣衍以秦军将威胁邯郸为由，让赵军为魏军的出去提供钱粮，但赵使不同意，说秦军攻占的河内诸邑均是魏国乡邑，赵军协助魏国收复国土，应该由魏国出钱粮；还说赵王也邀请了韩国和楚国共同出兵。
于是谈判陷于僵局。魏王留赵王使在大梁暂住，好生招待，但就是不接见他。
河内的消息不断传来：秦军攻占汲城后，并没有占领汲城，也没焚毁城池，略作停留就直奔朝歌！只几天时间就拿下了朝歌，……似乎是朝歌主动开城！
所有这些消息都来自于大梁商贾的报告，魏国在各邑的官吏竟然除山阳外，再也没有一封文书传到大梁。
不久，又一名赵王使来到大梁，通报魏王道：“秦攻赵中牟，赵军将往救援，愿过魏地宁新中。”
这份通报刺激了魏王。他立即接见了两名使臣，对他们说，自己将派大军救援赵国，赵国自己不必出兵。拒绝了向赵军开放道路，但也不再提要赵国出钱粮的事。
但很快就节外生枝。韩王遣使通报，赵王愿与韩、魏共击秦军于城下，韩王已命公子咎为将，出兵二万，与魏联军，愿听魏王号令！不久，楚国也派来使臣，称赵王邀楚王会于城下，共击秦军，楚王令进驻洛阳的楚军万众听魏王号令，过河入河内作战。
魏王立即感到了巨大压力！韩、楚两国均愿奉魏为盟主，共同进兵河内，与秦军作战，按理说，魏王应该求之不得，但偏偏不是这样。不仅仅是韩、楚，连赵国也想趁机在河内分到一份利益，在奉魏为主的旗号下，行瓜分秦国的河内之实。这时，魏国已经不能退缩，否则，诸侯国联军进入河内，无论打不打得败秦军，秦军总归是要离开的；而秦军一旦离开，如果在河内没有魏国的军队，那河内的分配权就……。所以，魏国必须出兵，而且必须相对联军其他诸侯，拥有压倒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