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正臣想象着当时，询问：“河中下游可有人找寻过？”
孙娘擦了擦眼泪：“当夜晚间，就有里长、耆老找来乡亲帮寻，沿河走出五里不见人影。当时刚入夏，河水并不深，也不急。”
顾正臣敲了敲桌子，沉声说：“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失踪，这件事确有疑点。刘县丞、赵主簿、陈典史，你们以为如何？”
“但凭县尊差遣。”
刘伯钦三人同声。
顾正臣也不再多说，从桌案的一个签筒里取出一根四指宽，长一尺的木牌，提起毛笔写下：
计开：提审贺庄郭杰、郭宁、郭梁。
牌出：句容县衙。
洪武六年九月三日给。
定限本月五日回销。
书写完毕，顾正臣拿出知县官印，压了红泥，重重按在木牌之上，看向班头徐霖：“让这三人明日到县衙。”
徐霖接过信牌，领命退至一旁。
明代县衙传人，并非说一句话，安排个衙役就能去提人，必须有信牌。
类似于后世执法，你得有证件。
在汉代时，使用驿传时，有“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的说法。
唐时，乘驿者给银牌，但也出现了“木制符信”。
宋代初期，乘驿者开始将银牌普及为木牌，估计也是为了节约成本……
大明开国，朝廷上下堪称困顿。
老朱自己都不舍得用纯金，多用镀铜器物，更不可能给天下府州县普及铜牌，还是木牌好，制作简单，价格低廉，别管是驿传还是府县，统统都用……
这种木质信牌，作用是“临民公务”，规矩是“遣牌下乡”。
衙役无信牌下乡办事，受杖刑一百。
另外，别说衙役不能轻易下乡，就是胥吏，县丞，知县，没事也不能随便出县衙去乡里。
很多人不知道，大明官场有一条规矩：
县官不许下乡村。
县官并不能随便离开县衙，除非是“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之类。只不过在执行过程中，这个规定往往是县官不能随便出县城。
就在众人以为该退堂时，顾正臣突然对孙娘发问：“前几日本官探访牢狱，你暴起而伤人，想来是有缘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