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讲韩信时我们便讨论过，春秋虽落，战国成一，但士人遗风依然吹拂，也就是说，精神上的一些东西并没有死去。
我们说“士”，说士为知己者死，只要君主赏识，他们愿意为这样的信任献出一切，愿意千里赴死。但在士人之上，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与什么样的风气，才能诞生这样甘愿为义而死的士人？
在还没有发生洛水之盟的时代，人们以天为誓地为约，说山无棱，天地合，冬雷震震夏雨雪。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正好在最青春刚毅的早期，尾生抱柱而死，季布一诺千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虽然不是什么人都遵守那一套，总有人暗戳戳搞阴谋，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这段历史中，重死轻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当时的贵族在精神方面重节义，动不动就拔剑自刎了，也是因为当时主张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
所以我们之前会说有搞生殉的国君呀——王上觉得虽然死了，但相当于没死，到地底下还是和活着没差，把生前的臣子美人一起送下来陪我。
事死如事生，舍生而取义，本质上还是有生死观的原因在。有些人自杀，可能是为了节义，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概念下，他们确实认为人死后魂归地下，真的会遇见故人。】
桑弘羊点头:“我朝也是厚葬成风。”
人们在墓室中画许多妍丽壁画，女娲王母，青鸟白鹿，墓主生平，万事万物，不就是图一个身后事么？
相信死后自有世界，所以会将生前物件都收拢好一同下葬；相信魂归地底后可能成仙，故而有西王母画像指引；认可死后有灵，便要画生前事迹来让墓主观赏怀念。
大夫棺椁三重，金玉在九窍，则肉身不朽，死后有灵。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与生死观背景下，把历史往前推一丢丢，有这么一段故事:
卫宣公立公子伋为太子，公子伋成年，定下婚约要娶宣姜，卫宣公见其美，说给我吧你，生公子寿公子朔，让太子娶别的老婆去了。
宣姜当然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和公子朔一起每天说太子坏话，再加上卫宣公抢了儿子的未婚妻，打心底就心虚，时间长了就寻思这个太子还是死了比较好哈。
卫宣公派太子出使他国，给他白旄，让安排好的强盗见到手持白旄的人就杀了，公子寿得知此事，通知太子逃走，太子表示，“逆父命求生，不可。”
公子寿寻思不行啊这，就和太子喝酒，把太子灌醉了，偷走他的白色旄节，到了约定地点，自己被强盗杀死。
太子醒了特别悲愤，跑去表示他没有任何错你们应该杀的人是我，也被强盗们杀了，卫宣公如愿立公子朔为太子，就是后来的卫惠公。
知罃还晋，认为不管是国君还是他的父亲赐死于他，都是“死且不朽”。
周公还政，鉏麑自尽，有时候不是纯粹为了皇帝咋样，他们这种“忠”，本质是死且不朽的“信”与“义”。一如二子乘舟，泛泛其逝。
始皇帝当然不是神经病一样的卫宣公，但胡亥在这段故事里也和公子朔差不多了，从扶苏的视角看也是父亲赐死儿子，多少年过去，自认为被赐死的儿子还是要说出那样一句话。
从“逆父命求生，不可”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时代变了，国境变了，很多东西都改易了，但“孝”的核心与“义”的自矜没有变。
这是意识形态上的，再回到政治斗争的现实中，扶苏有必须痛痛快快死的理由吗？也是有的，即当时境况与秦律之重。
首先看当时的政治形式，矫诏这个东西不是大家以为的李斯赵高自己写自己发，而是要经过正式程序的。也就是说，扶苏收到的，是一份并不是出自皇帝意愿，但政治流程上没有问题的真实诏书。
当诏书的内容值得怀疑，但诏书本身没有错误时，反抗诏书的后果是什么？封建社会，哪怕千中取一的可能性，也不会有多少人赌，尤其是在始皇帝的时代。
抗旨是这样了，还有另一点:不孝在秦是重罪，不孝律重刑罚，轻教化。
秦简有问答，“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如果老人告子不孝，连复核的过程都不走，直接抓了。
政治斗争是很残酷滴，要的就是大家脸皮厚一点，李斯赵高胡亥的矫诏从“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的角度出发，扶苏之死自然无从避免。
于是君王在地下悬望的长子，早早便来相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