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姜星火既然能提出这套与物质世界一元论配套的心性论，就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致良知”是心学的大杀器，但同样也有弊端，姜星火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规避掉弊端。
这是有充分历史经验的，因为心学在王阳明去世后，主要以王畿、王艮两派为主，而这两派因为没有统一的方法论，所以都走歪了。
其中的一派，走入了佛家的心性论，成了狂禅派，就是渐中王畿一派，他们主张“良知当下圆成，更不须用消欲工夫，不须防检与穷索，取顿悟而入，即本体更是工夫，而天机常运，虽有欲念一觉便化”，把良知当作佛性看，主张顿悟，没有切实的方法论，最终越走越歪。
而另一派，则开始迫近魏晋玄学的心性论，成了清谈派，也就是泰州王艮一派，他们从日用见在处指点良知，谓良知为天然率性、吃饭穿衣、饥食渴饮、冬装夏葛，泰州学派把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一切樊篱全部打破，其道德性遂缺失不足，行为怪诞，异议纷呈，所谓“上焉者习静谈玄以求顿悟，或作奇异之论以惊世骇俗；下焉者放荡恣肆，每出名教之外”便是如此，举止言谈多放荡不羁，只知清谈心性，不务实事。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里，良知作为本心的意味极其浓重，道德行为之发动、道德原则之制定皆导源于良知本体，而且王阳明认为世界万物以良知本心为灵明，通过主体对于一点良知的存养与扩充，可达至万物一体之境界。…。
也就是说，王阳明心学里的“致良知”跟姜星火的“致良知”还不太一样，姜星火只把“致良知”当做心性论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修养方法，而王阳明则是把“良知”纳入了本体论范畴，这跟姜星火的物质世界一元论是截然相反的。
因此，如果从心学本体论的视角来看，“良知即独知”，契证内赋予主体的良知，惟己独知，若无实地工夫来诠释此独知之本体，则本体将窒息于身体里同样，若无切实可靠的方法论来支撑这一本体的伸展，则必然沦为谈玄说妙的东西。
“良知即独知”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存在多种诠释可能，亦是流弊造成的根源之一。
所以，姜星火先设定了“先天之知”即是真理，而真理要通过实践来探求，也就是“致良知”这个方法论，从而完成了逻辑闭环，规避掉了王阳明心学的种种弊端。
而后，就是现在的事情，姜星火需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法论，用来给普罗大众使用，教会他们如何用标准的步骤去“致良知”。
姜星火抬头望着天空，缓慢地说道：“其一，曰慎独。”
“慎独”一说，出自先秦儒学诸多经典，譬如《大学诚意》记载“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首章》记载“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在先秦儒学的语境里，即主体在社会道德实践中，须时时刻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审慎心态，即便是在隐微之处也不放松，要切实地做道德实践工夫。
汉代著名大儒郑玄在《中庸首章》处对慎独做了释义“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闲居者，独处也”，也就是说君子即使在独处之时，也应持守谨慎，这种释义有些字面意思的感觉了，少了几分微言大义的内涵。但在经学时代，儒者多着力于寻章摘句、考据训诂之类，于古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无所阐发，所以倒也没什么。
直到南宋时期，朱熹又对慎独做了新的解释，朱熹认为慎的意思应该跟郑玄解释的一样，但在独字上朱熹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在朱熹这里，独就有了独知（独自知道）的意思。
而姜星火做的解释则与朱熹不同。
“慎独者，人于内心活动之隐微处体察，以至省察克治也。”
也就是说，姜星火认为“慎独”是自我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道德修养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与天俱来的、能知善知恶的良知，要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去廓清任何已经萌动了的过分的私欲和邪念，就实际意义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功夫。…。
之所以把“慎独”摆在第一位，也是有原因的。
或许人们一般只会记得冠军的名字，但在明代理学界，还不是这样。
“明代理学之冠”毫无疑问是曹端，而“明代理学之殿”的称号，则属于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
明末时期，刘宗周深感当时学风世风之败坏，如何重树学风、纠偏积弊，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论探索，而“慎独”正是刘宗周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谓用心良苦之极。
换言之，姜星火为了这次的太学之会，是真的请了一堆未来的神。
中国的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黄宗羲，外国的黑格尔、康德。
针对世风学风这些问题，在心性论上，王阳明、刘宗周等人提出的办法，是最切合大明社会实际的，将这些办法扬其精髓避其糟粕，自然能够起到战胜旧有理学心性论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