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负责？你负得起责吗？我来这段时间，你哪件事负过责？就连我撒脬尿救你一命，你连谢字都没有一个，你还有资格说负责？要不要我给大家说说我是怎么救你命，你又是怎么不负责的，让大家评评理？”山椿实在没办法制止拆房，就凑在曾正贵耳朵边小声地说。
曾正贵听得，脸一红，沉默了。
现场一阵死寂，落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响。
“这样吧，你们下来，今天就不拆了。一是请你们这些邻里乡亲和村上的干部，转告李洪佳，尽快来落实计划生育措施；二是我刚才和曾乡长商量了一下，回去请示乡党委政府，再决定如何处理这房子。是吧，曾乡长。”山椿见僵持着不是办法，就说道，顺便给曾正贵递了个梯子让他好下台。
“好，就这么办。”曾正贵心里气愤，却也无计可施，更怕山椿说出他的丑事，只得借梯下楼。
“房子保住了。这个章书记，真是好样的。”李东洪芳在人群里看见这一幕，想流泪。
在场的其他人都疑惑山椿在曾正贵耳边说了什么，让曾正贵改了主意。
“这才像个人做事。”老陶自言自语，大家听了，也不知他在说谁。
“来来来，章书记，我敬你一杯。”三点钟，在村上吃饭时，支书第一个端起酒来。
“哦，支书，你搞错了哦，你该敬曾乡长，是他带领我们工作，他是我们在的头儿。”山椿笑着真诚的说。
“那好，我就先敬曾乡长。”支书端着酒对曾正贵说。山椿的话让曾正贵很受用，端起杯子喝了。
“来，我也敬曾乡长一杯，跟曾乡长一起下村，让我学到了不少工作方式方式法。但我今天头痛，没喝酒，就只有用茶代水了哈。”山椿一脸的微笑，憨态可掬。
“我还以为你不低头哦。”曾正贵心里舒服到了极点，喝了。
“我也再用茶水敬在坐的乡村干部，计划生育宣传队的弟兄伙，辛苦了。”山椿又端了杯茶，敬了大家。
“今天大家怎么没激情呢。”村支书见今天大家吃着饭，不如往回那么打打闹闹，吵吵嚷嚷。
“哦，今天怕是我这个新毛头在，影响了大家的兴致吧。不好意思，要不，我给大家赔罪吧。”山椿说。
“好啊。”大家起哄。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有人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莫在错误命令下违背良知，莫在错误思潮中无视真理，莫在谋食中丢失了自己本性中纯真纯善纯美的灵魂。”山椿讲完了故事又说道。
“就是嘛，抬高一下枪口就救人一命，多好。把别个打死了，自己又坐牢划不着。”曾正贵也很认真的听完了故事，发表了感慨。
“听得懂这个故事的人很聪明。”老陶不紧不慢地说。
“什么意思啊？”岳永珍问老陶，大家都看着老陶。
“自己去想，一两句话说不清。”老陶还是不紧不慢的。
“说说嘛，陶大学，你是高材生，帮我们说说。”村支书说。
“说多了无益，就拿今天这事说吧。计划生育是国策，人人都得尊守。违背了，就得处罚。处罚的办法很多。拆了房子示必不可，也不是没拆过房子，那是按正常枪口高度在执行。可今天，我们曾乡长没拆房，就是把枪口抬高了一厘米嘛。懂了吧。”老陶解释也没忘给曾正贵一顶高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