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纯佑说局势一大片大好，这话某些方面来说，也没错。
九月初五，洛京大学互殴案，已经在东京官场闹得沸沸。
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
洛京大学是朝廷新学新政，新学真正开始于东京大学，在天子脚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虽然其间也有小打小闹，但那都无伤大雅。
东京大学这几年走出了无数新政人才，他们虽然此时此刻大多数都还在基层做监镇官，可是新政能有现在的成绩，他们功不可没。
甚至东京大学工学院还为西北、河北、河东输送了一批搞建设的人才。
知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儒学，百家之学皆能登上大雅之堂。
从东京大学走出来的这些人，已经成为大宋朝堂上下都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
偏偏这股势力代表的是新政。
他们是新政执行的根基。
若是新学还一直停在东京，九月初一的洛京大学互殴案也许并不会发生。
但是，从靖康五年开始的四京新学，无疑开始大范围触动儒学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利益蛋糕。
通俗一点来说，是舆论高地的争夺。
再简单一点来说，是法理解释权的争夺。
过去的时代，一切的法理都由儒生来解释。
大宋朝社会形态中的种种行为，都可以从儒家先贤那里找到经典，再由这个时代最博学、最智慧的那群人做解读。
例如大宋朝的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二程、张载、苏轼等人。
他们的学术，影响着无数读书人，那些读书人又教化着万民。
可是，自从东京大学开启后，农学、工学、商学、金融学、地理学、数学等等，全部列入教材。
例如钱喻清，他在今年就写了一本叫做《交钞的商业繁荣》，这本书一经出版，短短一天，就卖断了货。
为什么？
因为从东京大学卒业的许多商学院学生都很崇拜这位东京商业界后起之秀。
而这些东京大学卒业的学生中有不少还是国子监转过来的，他们已经接受了新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