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英针对这一缺陷，命令部队将火铳、神机箭分置三行，第一行发射完毕就自动退下装填弹药，让第二行上前进射击；待第二行射击完毕再退下装填弹药，由第三行上前进射击；等到第三行射击完毕时，之前的第一行士兵已装填好弹药，可以接着上前射击敌人了。如此循环往复，便是著名的“三段式射击法”。
后来，“沐英”发明的这一战术（“三段式射击法”）在明军远征漠北之时，也一再被“神机营”士兵使用。不过，明军的“火铳”在“三段式射击法”战术下的威力确实很大，但却无论如何也比不过重型“火炮”的威力！
时间来到了明朝“正德”十二年（西元1517年）。欧洲的葡萄牙王国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位使臣皮雷斯，在一支由4艘帆船组成的护航舰队护送下抵达了广州。舰队为了向中方表达敬意，而按欧洲礼节鸣放礼炮，却被当地官府和百姓误以为是对方在故意开炮滋事，以此来炫耀武力。
尽管后来经过一番解释之后使误会消除，但葡萄牙人还是引起了中方的格外关注，因为当地官员为此登上了葡萄牙舰船视察。根据当时广州官吏给朝廷的奏报以及他们留下的私人笔记中可以得知，葡萄牙人的“火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铳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名佛郎机”。
“佛郎机”原本是明朝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称呼，故也被用来指代这种原产于葡萄牙的“新式火器”。
当时，明朝国产的“火铳”、“火炮”都存在不少缺点，主要在于均为“前装式”，且“火药”须从筒口装入；每射击一发之后，须等枪管、炮筒冷却后，才能继续装入火药，一旦碰上机动性强的敌骑，就根本没机会打第二发了。而来自西方的“佛郎机”铳炮在设计和制造上，则恰恰有助于明军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整改。
这种流行于西元15到16世纪的欧洲早期“后装炮”，其最大的妙处就是采用“母铳”衔扣“子铳”的结构，较好解决了管内闭气的问题，将装有火药的“子铳”放入“母铳”膛内发射，以避免“铳膛”与火药直接接触，从而带来“炸膛风险”。这种技术对于明军来说，简直不可思议，算得上是“可遇而不可求”，抑或“雪中送炭”了！
由于“子铳”是单个的，便可以发射一个“子铳”后，接着换上另一个，且几个“子铳”迅速更换，就能形成“弹落如雨，所向无敌”的密集火力。与此同时，“佛郎机”还配备了准星、照门，能使射击精确度大大提高。
到了明朝嘉靖元年（西元1522年）8月，有5艘葡萄牙舰船公然驶入“珠江口”挑衅当地驻军，在明军成功击败了这支葡萄牙舰队并俘获了2艘舰船后，其船上的20多门“佛郎机”被明军没收并送往朝廷研究仿造。
这时，在“佛郎机”这一具体武器上，葡萄牙人的技术已发展到了明朝“火器”的前面，但论整体战斗力，仍是明军更强。明军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认真研究了“佛郎机”的构造特点，成功进行了大量仿制。
到了“嘉靖中期”，明朝驻屯在甘肃的边防军已拥有“佛郎机”炮车1158辆，宁夏则有1000辆，固原也128辆，而大同则有“弗朗机”炮车1000辆！由此，明朝开启了由朝廷仿制“西洋火器”并将其列装军队的先河！
相比之下，日本应用“火器”的历史就相当晚了。由于古代日本作为岛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致使其战争模式一直比较原始。
直到西元10世纪末，当中国已进入宋代后，而日本的战争模式还停留在将领之间决斗的“一骑讨”形式上，比如两军列阵后，先由将领派使者下战书，然后武将之间互通姓名出阵决斗，还约定俗成不得射杀对方的坐骑。元朝至正十一年（西元1274年）10月5日，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东征日本，以示“杀鸡儆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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