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这样的装具最多见，因为刀把手上的零件主要有小折沿椭圆刀挡，刀挡正面呈椭圆，向刀刃的部分有一个窄小直立的沿口，沿口有的垂直，有的稍微外飘一些。刀柄上的两个零件中，“虎口”部分称之为“缘口”，横截面呈长方形，侧面呈一个梯形。刀尾零件是类似扇面的长方体，故称之为“刀首”。
刀茎靠近尾部有一个圆孔，且这个圆孔是穿手绳的。手绳的作用一个是装饰的美观，另外的一个功效就是把绳子缠绕在手上，让刀在实际使用中不容易脱手，而这样刀茎多为方“扁茎”。
手柄的木头一般是软木，做成长方形，中间掏空后让“刀茎”穿过木柄，而刀茎的尾部则加一个垫片铆在刀手尾部。“四瓣瓜型”中有一种挡子比较多见，就是俗称“木瓜挡”。挡子的正面呈四瓣瓜型，这样的挡子也分立沿和平挡两类。立沿的高度很低，只有5－8毫米，显得小巧精致，这种装具年份一般在明朝晚期。
“平挡手”有的是纯平，中间厚度大一点，边缘薄一点，一般都是铁装。有的平挡在外边缘有一圈滚边，工艺复杂的滚边会做雕刻工法。这类挡手年份较早，常出现在明朝早期，类似宋元时期的刀剑样式。
这种挡手的把手也有手绳空，而且刀茎多为方扁茎。“柄头下弯茄形”的构造比较特殊，因为刀首是一个弧形的铁片做铆定的垫片。弧形铁片包裹手柄的后半部分，整体刀柄像一个云头下卷，云头中间有手绳孔，刀柄在缘口收窄，缘口多是椭圆造型。
“刀挡子”多是四瓣瓜型挡手，多为铁装，这样刀茎多为收窄的鼠尾茎，手绳空开在木头手柄，不穿过铁茎。铁装的零件上一般都错银，纹饰有很多种，有错银龙、米字格、万字格、海水江崖等等。与之相比，铜装则多有镏金，有些铜装还做高浮雕的式样。
“刀刃锻造”在明朝时期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段时期的“中国战刀”，不仅保持了传统的中国锻造技法，同样也开始学习更加复杂的西亚和日本的锻造方法。因此，这个时期的锻造技术处于大融合时代。
“戚家刀”的锻造总体分成两大类型，一种是花纹效果明显的类型，一种是锻造细密无花纹类型。这两种类型的锻造之法，都是采用刀刃夹钢的方式来处理刃口，而且锻造的刀刃长度从680——780毫米不等。
花纹明显的锻造“戚家刀”多是山西、河北两地，花纹形式多有“流水”、“旋焊”等纹路，说明其锻造技术多来自西亚，仿照了“大马士革弯刀”。另外一种花纹不明显，但细密纹理不规则，这样的刀体钢质青白。
这两大类型锻造之法都符合戚继光提出的“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要求，用“百炼钢”做刀身，纯钢做刀刃，以便做到整体刚柔并济。从后世所保存的“戚家刀”来看，几乎没有采用日本锻造方式的所造之刀具。
日本刀锻造之法，最大的特点便是用“软铁做刀芯，外包刃钢”。其锻造方法复杂，性能很好，但成本过高。由于元朝将宋朝“包钢刀”技术垄断，使明朝只能使用“刃口夹钢”锻造方式来简单处理刚柔兼顾问题。
“戚家刀”借鉴日本刀的姿态，整体一改往日风格，刀姿从手柄上一尺开始成弧线，被人们称之为“反”。
当然了，有些“戚家刀”比较直，故其“反”比较小，有些刀的“反”则比较大，应该是不同区域的匠人在制作过程中把握尺度不同有关。刀刃靠近挡手部分较宽，一般有28－35毫米，在“反”开始的地方便开始整体收窄，到了刀尖处时，有的刀身只有20－25毫米，明显变窄了。不过，道申游弧度，显得刀体姿态流畅。
“戚家刀”的“反”和“倭刀的“反”不同，因为“戚家刀”的弧线，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大圆弧上截取的一段。这样的刀姿在砍和削的过程中，会发挥最大的杀伤功效。
而“日本刀”靠刀尖一段比较直，是因为日本刀技法中需要“刺击”的需要。“戚家刀”当中有“平造”也有“镐造”。“戚家刀”中“平造”的类型不是一点“镐线”都没有，而是指“镐线”比较平，但也略有表现为弯曲有弧度。
这应该的明军营里的工匠借鉴的日本刀的样式来铸造军刀同时，再结合自身特点所做出的调整，因为明军不用像倭寇那样注重刀体的研磨，而是更加注重整体的功效和制造成本。这样类型的明刀整体强度还算不错，即便在与“倭刀”对砍时依旧有可能被欺斩断，但用起来也算顺手，非常适合借“鸳鸯阵”群殴对手。
为此，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都专门编著了此种战刀的“刀法”。甚至，“戚家刀”发展到后期，也曾有在刀体上开出“血槽”，有利于刺进敌人体内后大放血，增加杀伤力。故此刀型在清朝早期也还在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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