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明显看出，这一个12人的“步兵班”乃是一个有机的集体，若是预定的战术能取得成功，则全靠各个士兵分工合作，很少有个人突出的机会。正由于如此，主将戚继光才不惮其烦地再三申明，全队人员密切配合的重要性，并以一体赏罚来作纪律上的保证。
这种战术规定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敌情和地形许可的时候，全队可以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和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镋钯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8个土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列于藤牌手与“狼筅手”之间。戚继光所拟订的战术仅仅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他说：“火器为接敌之前用，不能倚为主要战具。”在练兵的后期，他规定12个人的步兵队配备鸟铳2枝，一局（相当于一连）的鸟铳手，必定要有一局的步兵“杀手”协同作战。戚继光招收来的兵员，都属于淳朴可靠的青年农民，而“鸳鸯阵”的战术，也是针对这些士兵的特点而设计的。
他曾明确地指出，两个手持“狼筅”的士兵不需要特别的技术，膂力过人就足以胜任。而这种“狼筅”除了扫倒敌人以外，还有隐蔽的作用，而可以使士兵壮胆。
其实，“抗倭战争”中使用的“鸳鸯阵”是一种以小股步兵为主的战术，其目的在于对付“海寇”并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
而蓟州军镇的任务是防御蒙古的大部队骑兵，因而，这种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技术也就初具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规模。战车的使用，成为这种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战车的性能以防御为主。
其形状和民间的大车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民间的大车车箱两侧各有箱板，而这种战车只有8片可以折叠的屏风，共长15尺，平时平放在车辕上，作战时打开树立在一边车轮之后以代车箱，故又称“偏箱车”。
几十辆战车可以并肩衔接，摆成圆形或方形的防御据点。屏风最靠边的两扇可以前后摇摆，有如门叶，以供步兵出入。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用于远距离击杀敌军，以减缓蒙古骑兵的冲击力。
用后世的标准来看，这种欧洲式的“火器”最多只能算做大口径的“火枪”而不能算做是“火炮”。它以青铜或铸铁铸成，长度自3尺至7尺不等，口径则小于2寸，从炮口装入实心的铅弹前，需要填装大量“黑火药”。
最大型的“佛朗机”射程可达2000尺距离，大概相当于后世的606米，远超弓箭和弩的射程，杀伤力强大。通常，这种“火炮”及辅助“火炮”的“鸟铳”都是在战车上的屏风后发射铅弹，屏风开洞以为铅弹的出口。
士兵20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佛朗机”。另外10人就是戚继光所强调的“杀手”，任务为以“藤牌”、“镋钯”和“长柄单刀”迎敌。
“杀手班”的距离和战车保持在25尺（7。56米）以内，他们如果前进，战车也随之而推进。其他步兵部队则仍然使用“鸳鸯阵”的战术，稍有差异的是“藤牌手”应当匍匐前进，专门砍剁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则主要在于挑刺敌军并使之落马，竹制的“狼筅”有一部分已易为铁制。
这一混成旅有骑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装战车128辆，轻装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能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时，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以免造成不必要损失。
敌骑数若在一百以下，则混成旅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骑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鸟铳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将敌军打跑即可。“混成旅”也可携带重炮，其中之一便是俗称的“大将军”。
这种重炮重1000斤，以骡车装运，点放时则需使用大木楔入地面使本身固定。炮筒内先放好足够多的“黑火药”，但接下来不用弹丸，而是以众多小铁球和石块紧紧填实，作用是在远距离大量杀伤敌军人马。
“炮手”在点烧火药后，也要跳进附近的工事里以避免因炸膛而受伤。当“火器”的威力发挥以后，所有步兵们就立刻从战车后冲出，形成几道攻击波和敌人的骑兵近身格斗，同时以喇叭的声音指挥动作的协同。
等到敌人攻势被挫，队形散乱时，己方骑兵也从车阵后整队出击。这种明朝的骑兵实际上只是“马上步兵”而已，因为士兵们的骑射太差，战马素质也不行，却同样以“鸳鸯阵”的队形，带着不同的兵器在作战。
这样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但由于不久后明朝却与蒙古人和解了，所以并未经过实战的严格考验，也没有在军事历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说，这个结果多少是有所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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