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时期，“匠户应役”时，“每日绝早入局”，在官吏监督下造作（打工），“抵暮方散”，工作很辛苦，类似后世的996和007。其中，有一部分全家入局造作。他们多是原来被俘的工匠或被抑逼为工匠的俘虏，除了官府发给的盐粮和偶尔赏赐的衣物外，没有其它任何收入，因而生活艰难，超过后世“劳改犯”。
由于衣食不给，“匠户应役”时，常常发生质典子女之事。另一部分是工匠自身入局、院“应役“，得到一份盐粮后，工余（下班后）可以回家和家属一起工作，自行买卖。其多是从民间签发的“匠户”，较自由。
这些“匠户”的处境比前者要好些。但是，管理局、院的各级官吏，依旧往往巧立名目，“捕风捉影，蚕食匠户，以供衣膳”。所以，不论哪一部分“匠户”所受剥削和压迫，其实都很沉重﹐只是程度稍有些差别。
和“民户”中的“牧户”、“农户”、“渔户”、“猎户”、“军户”、“商户”等一样，“匠户”中也有一小部分富裕的“上户”。而从元朝起，官府衙门就从他们中间选拔局、院官吏来负责管理，故待遇与一般“匠户”有所不同。
到了明朝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明朝官府下令：“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匠户”隶属于“工部”，分“轮班匠”、“住坐匠”二类。而“阴阳户”与其他“户籍”不同。
明代的“阴阳户”是“民户”大类下的一种“杂役户”，其正丁被称为“阴阳生”而非日本的“阴阳师”。地方府、州、县“阴阳生”隶属于“阴阳学”。北京、南京的“阴阳生”则隶属于“钦天监”。“阴阳户”的基本差役为计时、报时、记录灾异祥瑞等，另外还以风水、择日、占卜、算命等为生计，包括“更夫”和“相士”、“巫”等。
“阴阳生”拥有的知识范畴及其实践属于同一大类（玄学），而“阴阳户”起源于元朝，明初继承推广之。
洪武年间，“阴阳生”一概编入“里”、“甲”，但在“宣德年间”，“阴阳生”却获得了“免役权”。由此，导致“阴阳户”中出现了富实之家、胥吏之营充，其差役内容亦随之泛化，涉足司法、行政、财税等多个领域。
由“阴阳户”为例，可看出明代户籍制度的特点：一是可以在“军”、“民”、“匠”、“灶”四大基本户籍上，叠加新的“次生户籍；二是具有役、职的双重性。“灶户”即以“烧火煮东西为生者”，古代则特指熬制食盐。
因此，“灶户”即“盐户”，其称呼始于“五代十国”时期，时称“设灶煎盐”的“盐户”为“灶户”。宋朝以后，“灶户”便作为“盐户”的通称。而宋朝的“盐户”则以“亭户”专立为朝廷官府之“户籍”之一，时亦称之为“灶户”。
到了元朝以后，则专以“灶户”为官府登记之“户籍”。因此，元朝时的“灶户”中之男性劳力被称为“盐丁”或“灶丁”。由国家指派且户籍上自成一类，归“盐运司”管辖，且不属于地方官府、衙门管辖范围之内。
“灶户”世代承袭，且都被固定在指定的盐场上劳作，不能随意迁移。每户按不同财产状况，向官府交纳数目不等的食盐，称为“额盐”。然而，官府所发给的报酬即“工本钞”则为数甚微，勉强能解决温饱而已。
到元朝中后期，“灶户”被迫逃亡者甚多，因为煮海熬盐必须长年累月经受海风侵袭，且危险性高。很多贫苦“灶户”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明朝的“灶户”多系“故元灶籍”人口，部分系明政府佥派之民户及罪囚。
明朝官府承袭元朝做法，即“户役皆永充，不得脱籍。”，故“灶户”执役煎盐，官府发给卤地、草**、工本钞等工具，征收“灶课”，换取余盐，并免其杂泛差役，按从事制盐壮丁之数目，免纳不同数量之田粮。
到了明朝中期之后，因停给“工本”（基本工资），加之**地多为总催、富灶兼并，被迫逃亡或制售私盐者日众。后来，清承明制，以各盐场、盐井、盐地之灶丁别立户籍，称“灶户”。后，“灶丁”所负担的灶课、丁银均摊入地亩征收，但仍保留其“灶籍”。这说明古代尤其是元明清时期“户籍”制度管得严，百姓苦。
明初规定，“轮班匠须一年或五年一班，轮流到官府开办的手工作坊服役，每班平均三个月。‘住坐匠’则是每月赴官办手工作坊中服役十天；若不赴班，则须月出银一钱，由官府另雇他人。”
这两类匠户在当值以外的其余时间，都可以自由“趁作”（安排），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终年被拘禁在官办手工作坊中强迫劳动的束缚。但是，“匠户”在身份上仍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役皆永充！
而“匠户”子弟被征入“内府针工局”习艺者号”幼匠”。“匠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是不能免除的。并且，“匠户”在作访中还要受到官吏的层层盘剥，而各“监局”的宦官们亦多占“匠役”。
因此，工匠中常有怠工或逃亡的情况。比如明朝天顺十年（西元1460年），工匠们先后逃亡者，就曾一度多达三万八千余人！这些人并非如后世西方各国的所谓“工人阶级”一般罢工闹事，而只是想逃命而已。但明朝官府一方面设法招抚“匠人”，一方面又将逃亡“匠户”发往卫所充军，而知情不举者，亦充军边疆！
于是，到了明朝成化二十一年（西元1485年），明朝官府因人手不够，被迫下令“轮班匠”可折收银两，即“南匠每名月出银九钱，北匠每名月出银六钱。纳银后，“轮班匠”们便可免赴京“当班”，即花钱雇人代劳。
至明朝嘉靖四十一年（西元1562年），明朝官府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班匠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了“轮班制”。按照朝廷规定，“住坐匠”仍需按月当差，故而“匠籍制度”并没有取消。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匠户”对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日趋松弛。到了清朝的顺治二年（西元1645年），清朝官府宣布废除“匠籍制度”。这些都是后话，因为就目前来说，明朝末年的底层百姓仍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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