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高中，课业紧，舞蹈课和书法课自然而然都停了。他们有一阵子没见到台湾老师，但台湾老师却常常想念他们，每个季度都会寄来真空包装的酱料或者铁盒装的台湾牛奶小饼干。隔三差五也会通一通电话，慰问子夜近况学业。
两家人一早听说子夜写书讽刺陈金生而遭陈沪君封杀一事，气得老师们将港市姓陈的都骂了一通。又讲，“不如子夜靠到台湾来念中文系。”但最后，说来说去，仍旧行不通。“这世上就一个华语社会，这百年就出了一个陈金生。”连台湾老师都这么讲。走文学这条路，最终只能走回到陈金生家中去。
“除非子夜耐得住寂寞，”一位太太恶毒地讲，“要么熬死他，要么熬出头拿个奖，再不然运气好点，出一本销冠，他也没什么话好说。”
“第二种熬阅历。后者看时运。”另一个太太这么说，“还是前者容易些。不指望他态度放软讲好坏，就指望他嘴能永远地闭上。”
“后头还有个陈金生爸爸小老婆生的陈沪君呢，今年才三十六吧。”两位太太都叹气。
台湾老师对陈金生家秘辛了如指掌，并且热衷于讲陈金生兄妹坏话。侧面印证了资本社会上三路是打通的，也印证了这世上唯一一个华语社会其内部的紧密性。也许还有点文人相轻之意，但更多的是一种看不上又打不倒的愤懑。最后总结，“倒也不是非得走文学这条路，”教写字的老师讲，“先找到立身之本，憋住这股劲，再慢慢从长计议。”邱阿姨深以为然：中文系出路不算多，何况路的尽头挡着拦路虎。
爸爸却觉得，“喜欢什么就学什么。”他说，多挣点钱，怎么就养不起两个小孩了。
子夜还没说什么，陈纵便开始大言不惭的讲：我要学天文学！毕竟她理科三门几乎要全凭物理获取分数。反正她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干什么。
每天陈纵最开心的事就是坐子夜单车上学，坐子夜单车放学。那所高中离家有二十分钟骑车距离，陈纵每天在后座都要发表一番对今日新闻的真知灼见。子夜做着全世界她唯一的忠实听众。
“我爸送我学舞蹈，是为了将我卖个好价钱。”陈纵往往会用这样惊人的开场白。
子夜会耐心听着，在她起承转折的重要之处出声问，“嗯。理由是什么？”
“我又不靠跳舞谋生，也没太多天分，普普通通，就像我勉强造就的学业——未来拿一份好文凭充作嫁妆门面——邱阿姨讲，‘这世界上又不真正要女人来铸就。’”
陈纵叽里哇啦，其实全在讽刺邱阿姨——子夜听得明明白白，像在听单口相声，可惜骑着车，不能腾出手为她鼓掌捧场。
她接着又讲，“就像我爸讲，‘爸爸养得起。’但是还是要求我有个好成绩。每次学校文艺汇演结束，总有一大票男的突然间喜欢上了我，还不是因为突然看见了我的价钱。上了高中，没有文艺汇演，最近也有男的明里暗里跟我示好。我不懂为什么，去问同桌，同桌说，他们没想到你居然成绩还可以。’你看，成绩也是我的价码。”
“这个世界只是少部分人的游戏，其余人的努力不过是成为市场上等待贩售的猪。”这一次陈纵主动总结，“那些男的来追我，我就说，你比过高三一班的陈子夜再说。他们听到你大名，几乎立刻就放弃了。”
子夜点头称是，“所以我是一只快上砧板的猪，车后座搭着一只堪破世情的猪。”
“那哥哥呢，”陈纵话锋一转，“女生追你，你会怎么讲？”
“没有人追我，”子夜答，“你看我像有人追的样子吗。”
陈纵实在佩服他睁眼说瞎话的本领。她偏要使他局促：“我们班都很多人暗恋你。”
“哦，是吗。”子夜仿佛不知道这回事，“可能她们都跟你一样，‘比过高三一班陈子夜再说。’”
陈纵怀疑子夜从前偷学过太极。她仍不罢休，“哥哥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子夜倒认真想了一想，才答，“人？大活人。”
什么嘛。这算什么回答？陈纵大失所望。“我要一个活生生的凡俗的人，而不是一只待价而沽的昂贵的猪”——那时候她还不懂得越低的要求就是越高的标准。
“最近我发现好多同学都喜欢看耽美小说，”陈纵试图同略显守旧的哥哥解释这个概念，“就是两个男的谈恋爱。但不是随便街上抓一个张强一个刘伟过来，而是具有一定外貌标准，比如抓一个陈子夜，再抓一个许晨明。”
“那不会很奇怪？”哥哥用的是“奇怪”这个词，而不像其他男同学一样真情流露，说，“恶心”。子夜讲，“欲望的本体是什么。”
他一下就说到关键点。“她们可能会带入一个男性视角，来同另一个男性恋爱。我分析了一下，似乎她们只能将欲望寄予男性这个性载体，才能堂而皇之谈论‘性|爱’这个命题。好像她们没法接纳，或者承认自己的身体本身，她是充满欲望的。”
子夜想了想，笑了。这个问题的本质，第二性，它寄予这个文化圈层几千载对女性和弱者的漠视与厌弃，它——“很残酷。”
“现在走进书店，最显眼的地方全是这一类书籍，可想而知它的销量，可想而知受众是多大一个基数。”
看到陈纵叹惋，子夜试图安慰，“无论寄予什么载体，能直视欲望本身，也算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