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渝也分到一块木板，拿起笔跟李卫国、老刘一起分头统计起来。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王有余。”
“有没有的有，年年有余的余？”
“是，就是这个有余。”
“好，下一位。”
“小同志，我叫李雨生，下雨的雨，生活的生。”
“好的。”
韩渝飞快地记下名字，抬头问：“奶奶，你叫什么名字？”
老太太搂着花布包，用沙地话紧张地说：“我叫刘素娥，我不识字，不知道是哪个素哪个娥。”
韩渝问：“有没有带身份证明。”
“带了。”
“麻烦你拿出来让我看看。”
……
这是打击票贩子的行动，群众热情很高。
几个看着像知识分子的人和两个解放军战士，主动请缨帮着统计。
不到二十分钟，由于在售票窗口买不到票只能跟黄牛买黑市票的旅客人数统计出来了，竟多达三百一十二人！
乘警意识到靠他们三个人很难在八小时内完成取证任务，得知已经掌握的票贩子中有六个女的，干脆把六个女嫌疑人的照片要了过去，去餐厅帮着询问取证。
韩渝什么都不懂，帮不上大忙，只能在乘警的舱室门口，帮着维持秩序。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瓦工，是去东海搞建筑的。
李卫国看完他的证件，一边问他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情况，一边飞快地记录。
问清楚瓦工的基本情况，进入正题。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黑市票？”
“今天早上。”
“早上几点？”
“六点二十左右。”
“在哪儿跟谁买的？”
“在汽车站前面跟一个黄牛买的。”
“汽车站前面大着呢，说具体点。”
“就是停了一排‘兔子头’（一种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机动三轮）的地方。”